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是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读完美国 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门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 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小学的崇实(今二十一中),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又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 1929年初我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1910-1927)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 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芹菜辣青椒、 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锯盆锯碗的”。最动人心弘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 铁玩艺儿,吱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 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 “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儿吃吧”。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 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用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 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 。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 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 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本文作者: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