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漫长的历史,多元的文化

 北京漫长的历史长河也书写了开放型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北京语言。的确,北京话不仅融合了汉文化的多种元素,更难能可贵的是,北京语言还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结晶体。北京的历史文化与我国中原城市很不相同,它比其他城市更能兼容并蓄,它具有更完备的文化形态。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北京在中国城市中历史悠久,这不同于后来发达的新兴城市;而北京更是把繁荣延续到今天,这也不同于那些辉煌不再的城市。古都安阳有3300多 年的历史,是殷商后期的都城,是有文字记载被考证为中国最早的古都之一。但自周人灭商以后风光不再。长安、洛阳、开封是我国中古时期最繁荣的都城,但唐、 宋之后相继衰落,虽然不像安阳那样萧条,但也远远落后于北京。南京和杭州也历史悠久,历史上曾经是长江文化的中心城市,但多是中原政权受到北方民族长驱直 入而偏居一隅的都城,虽然多少世代地位重要,但无法与北京相比。

 北京的历史可以从70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算起,北京独享了既古老又是人类重要发祥地同时还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殊荣。北京的城市史从迄今发现的最早古城遗址琉璃河古城算起,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北京的建都史从鲜卑慕容氏352年建前燕定都于蓟城计算,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北京文化自古就打上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烙印。北京作为数朝古都,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五方杂处,人来人往,决定了北京话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地方音的影响。民国以来外来人口一直是促进北京市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主要因素。1936年,全市外省籍人口就占57. 5%,想起70年前北京外来人口就有这样高的比例,我们对今天的状况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其对北京语言的影响可想而知。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以及人们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北京话受到的冲击可能会越来越大。北京话的际遇来自外来人的学习与改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后,又经历了数次规模最大的移民,从而又经历了语言上最大的融合。这次移民甚至使得甩着京片子的“老北京”成了少数。其实从绝对数目来说未必是这种格局,但偏偏这一次移民的主体是干部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中国顶尖级的精英阶层。

 这 些干部从战争的硝烟中走来,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民众的热切期望走上了领导岗位,并带着家眷定居在这座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他们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解放全中国,就总体而言无论干劲还是个人素质是相当高的,他们至少在精神上是怀有很高的革命热忱。还有众多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来到北京,在高 校、科研机构、厂矿工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由于北京解放初期定位要发展工业,很多技术工人从辽宁、上海等地来到北京,也有不少河北、山东、江苏来 的移民成了产业工人。他们进入北京,首先面I临着语言沟通的问题,那些操北方语系的人也有一定障碍,而像上海、广东、福建、江苏南部、浙江、湖南等籍贯的人,简直如听天书。而为了扫除语言障碍,一方面他们学习北京话,另一方面也在改造北京话。

 解放初期上海人到北京的不少,他们的一些常用词也被带到北京。上海市民领导标新的市民意识,造就了充满活力的上海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代里,上海经济飞速发展,曾经被骄傲地称为“东方巴黎”,而从国外来的新鲜事物都在这里最早立足,当时每当一个新事物出现,上海人就会形象地造出一个新名词,如“自来水、电灯泡、马路、书局、博物馆、足球、黄包车、三轮车、雪花膏、橡皮筋、马达、课程、白兰地、麦克风、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洋房、报馆、影戏院、卡车、高尔夫球、俱乐部、幼稚园”等等,还有一些沪洋结合的词如“沙发、咖啡、啤酒、幽默、细胞”等也都开始在全国流传。哪怕沿用到21世纪每天都离不开的“开盘”和“收盘”,也是极有经济头脑的上海人发明的。上海自从有了交易所后,从“算盘”中西结合,想出了“开盘”和“收盘”两个词用于交易。随着解放后大量上海人到北京,这些词不仅仅在北京广为利用,而且成为全国人民都使用的普通话(当然,解放后社会推广普通话以及广播、电影、报纸的逐渐普及是更重要的原因)。

 解放后到北京的各地人也都对北京话产生过影响。东北人也是迁居北京的“大户”, 东北话本来和北京话颇有渊源,东北人豪爽,富有亲和力,并且不失幽默,所以在北京的地盘上很容易拿来就用。像抠、嘎、黑、整、揍、弄、歪、鼓捣、叫驴、鼓 啾、唠嗑、忽悠、悬乎、操蛋、养汉、夹生、鸡巴、人家、喇叭、黄了、霸道、寻思、上火、上货、得瑟、带劲、够戗、旮旯、咋唬、二尾(yi子)、 二百五、尥蹶子、妻管严、坐地炮、鞋拔子、掌柜的、马大哈、穿小鞋、仰八脚儿、吃伤了、搞破鞋、二五眼、老娘儿们、老爷儿们、随风倒、起秧子、老鼻子、泡 汤了、二流子、这个那个、吭吭哧哧、呼哧带喘、哎呀妈呀、嘘头胖脑、吊儿郎当、忽刺巴儿的、咋咋唬唬、旮旯胡同。这些话也有的是解放前就在北京使用,解放 后就更为普及了。普通话北京人和外地人纷纷向其靠拢

 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走向,就是无论外地人进京在学北京话,还是北京人吸收了外地人的语言,总体都是向普通话靠拢。建国50多年来,在北京的京味儿越来越少,普通话越来越占据了难以撼动的地位。

 产 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解放以后大量的外地人来到北京,并且很快在人口比例上超过了本地人。这些外地人说的是南腔北调的外地话或者是用方言改造了的普通 话。外地来京的人学习普通话比北京话更容易,那种卷着舌头闷着鼻子的老北京话并非一时能学好的。而北京人感到和外地人说老北京话,对方听起来很费劲。为了 和周围众多的外地人进行交际,不得不尽可能放弃北京话里面的土腔土话,改说“普通话”。虽然这种“普通话”在语音、语汇方面还保留不少地方方言的特色,但是,这种“普通话”比任何其他地区向“普通话”靠拢的话更接近标准的普通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话在北京越来越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般北京的家庭北京话还用两种不同的语体,一种是在家庭里、街坊间以及和北京人来往时使用老北京话;另一种是在社会上、单位以及和外地人来往时使用的摒弃了京腔京韵的北京话,或者说是北京的“普通话”。到了80年代后,连这种区别都罕见了,当今的年轻人回到家中与父母也不会说老北京话了。

 尤其不能忽视的因素是,解放后政府大力推广普通话,更使北京话向普通话靠拢。1955年在北京召开了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对“北京语音”进行了“纠偏”。因为在这之前国语过分依赖北京口音。191 9年在((国音字典》上公布了第一个国音标准。在这套标准音中,北京语音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这套标准音“折中南北,牵合古今”,是一种人造的语言,无论在官话区还是在其他方言区,推行中都遇到困难和阻力。1926年在北京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大会宣言》指出:“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个宣言毕竟规定了一个国家的统一语音,在当时语音混乱的状况下,毕竟有了自己的“标杆”。 但同时产生的负面效应是我们也应看到的,这段话在字面上把北京方言和标准语等同起来了,它一方面在处理文白异读时,倚重传统音,并保留了很多文读音,而对 人民群众的白读音照顾不够;另一方面在个别读音上又过于照顾北京口语,甚至把一些通行面不广的土音也作为标准音推广了。解放后则针对标准语问题作出了明确 阐述:标准语是经过规范和加工的民族共同语,它要以北京话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并非采纳北京方言里的全部内容,而要舍弃其中的土语、土音,同时又“不断地从其他方言里吸取营养,逐渐把所有有活力的、为它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东西都采用到民族共同语里”。也就是说,“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为标准,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这也就告诉我们,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和文化不够发达、人口众多,方言杂芜的国度里,要全面推广一种高度规范化的民族共同语不是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所能完成的。从1956年开始,国家组织了专门机构对普通话的异读词进行审订。审订过程中,尤其是对北京话的土音作了“去粗取精”和“去土存雅”,从而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读音。可以说,这些读音既贴近口语,又趋于雅化。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北京的外来人口大量增加,人口成分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京话中土音的影响越来越弱,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京腔京韵:人口流动潮中,渐次模糊的背影

 北京最大一次外来移民到京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经济热潮中,1 997年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达229万人,平均在京滞留时间达22.79个月。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2007年1月25日发布,2006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在京居住半年以上人口)158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3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197.6万人,增加16.9万人;外来人口383.4万人,增加26.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4. 3%。

 20多 年来,除去不断膨胀的行政机关需要大量的干部外,与上一次大规模移民不同的是,高校的大规模扩招使众多的莘莘学子留在北京寻求发展,市场的飞速扩张也使历 来轻商的北京涌入了大量的商人。这些商人和学子或在商海游弋,或在高科技和文化领域纵横,前几年有个数字令人惊叹,北京的商品房有四成是被他们买走的,可 见他们在北京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人口流动对北京话的影响自然不可低估。

 还有一个现象同样也影响北京语言的流通,2006年北京市共有171299对新人喜结连理,比2005年增长77%,是25年来最高的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人和外省市居民联姻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占全市结婚总数的40%以上。

 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更有不计其数的劳动者来北京打工,从而也使“北京人”新添了一个有新称谓的巨大群体——农民工。这次移民与上次还有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外来的移民中大多数人都没有北京市户口,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留在北京的决心。

 虽 然来北京城的农民工为数众多,因为农民工多来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他们对北京话的演变影响并不大,因为北京作为超大城市,很多新鲜事物、现代名词、流行口 语是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所以他们要尽量向普通话靠拢,用普通话交流,而他们在北京的子女已经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了。

 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留在北京的学子,他们走进政府机关或在外企、私企,很少接触到操持地道京音的人,普通话成了唯一的交流工具。即使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从小在托儿所,小学、中学系统地学习普通话,学习书面语言,80年代开始普及的电视更让普通话成为他们交流的唯一选择。他们虽然还能听懂北京土话,但自己也不说了。北京的政府机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北京“大院的孩子”一般指部队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孩子,大院即使在解放初期也不讲北京土语.更不用说改革开放年代了。而真正还讲一些北京土话的是“大杂院的孩子”,但到了21世纪,在城市危房改造和居住条件大幅度的改善中,大杂院在以飞快的速度减少,即使存在的也不大讲了。他们的父母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们仅仅局限在家里说老北京话,到了外面就不说。尤其年轻入有种观念,感到老北京话有些土,不像普通话那样现代和正规,所以他们说的“老北京话”只是应付他们的父母,他们的“老北京话”更不能传给下一代了。他们嘴里基本没有土腔土话,甚至不少北京人根本就听不懂老北京话了。面对“堂客”(老北京话称男子为“官客”,女子为“堂客”)、“半边人”(寡妇)、“大老黑”(愚蠢的人)、“大布衫”(单衫大褂)简直如坠五里雾中。哪怕能听懂的“今儿个、明几个、本家儿、老家儿、够瞧的了、敢情”他们也懒得说。还有年轻人中如今最流行的“老公”,是妻子对丈夫的称谓,其实老北京话里也有老公,只是叫的时候“老”字拉得比较长,那是指的太监,当今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已经不知道了,否则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

 还应该看到,很多北京土话被普通话吸收,有的甚至成为常用语。比如“干脆”是老北京人表示爽快不必磨烦:“干脆,就这么定了!…‘干脆”已经成了普通话常用语。老北京人在遇事没有准办法时总爱说“没辙”,还有老北京人都知道在一些热闹场合,会有一些无赖持物在拥挤处与人相撞,然后敲诈,老北京人管这叫“碰瓷儿”,现在普通话乃至电视、广播中也常用这个词,而且多用来比喻驾驶汽车或假装被汽车蹭倒的敲诈者。

 年轻的新北京人说的北京话,越来越趋向普通话,当今的北京年轻人几乎是百分百地说普通话了。北京土话已经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本文作者:金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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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北京话及其衰落的原因分析
  1. 不能不能,应明地说普通话,因为没语言环境,可是挨家、跟瓷器在一块儿,还是北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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