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起名叫《煎饼老庞》,但觉得在庞叔儿面前自己终归差着10多岁呢,“老庞”叫着对我来说不太尊敬,所以还是叫《庞叔儿煎饼》吧。

庞叔儿已经在天桥儿西边儿永安路这附近摊了小30年的煎饼了,兴许是北京城里摊煎饼最久的人了。

至于庞叔儿是不是老北京我并不知道,但打小儿吃着庞叔儿煎饼长大的可以说明庞叔儿至少在这块儿生活了30年了,在我心里怎么也应该算是北京人了吧。

对庞叔儿和他的煎饼最早的记忆是在友谊医院北门儿外头,现在应该是内科病房对着的围墙外头,往前这栋苏式建筑是门诊楼吧,再往前除了好像做过一阵临时的儿科还是什么以外,就一直是病房了。

那时候西院北墙外头一溜儿小摊儿,绿色铁皮搭的那种,从最东头儿一直排到最西头儿,卖什么的都有。印象最深的是一家儿卖玩具的、一家儿卖小人儿书的、庞叔的煎饼摊儿、另一家煎饼摊儿以及现在只有在庙会上看到的茶汤李。

这5个摊儿应该是挨着的吧,以现在儿科楼东侧的北门为中点,西侧是茶汤李,东侧是剩下的4家儿,从西往东依次是另一家煎饼、庞叔儿、卖小人儿书的、卖玩具的。

那时候庞叔儿的煎饼摊儿还是瘦瘦的哥儿俩及庞婶儿三个人一起在小屋子里忙活:庞叔儿兄弟俩不定是谁,一个人举着木架子飞快地摊煎饼、另一个人眼疾手快插空儿递鸡蛋拿薄脆兼带收钱,身材瘦小的庞婶儿在后边儿一声不响地炸薄脆。

刚开始吃庞叔儿煎饼的时候也许还没上小学呢吧;后来上了初中听说了“兄弟其心,其利断金”这句话后立马儿想到的就是庞叔儿哥俩摊煎饼。确实,仨人一起忙活再不出点儿成绩就太说不过去了:这边儿都摊出仨煎饼了,边儿上那家儿第二个还没出锅儿呢:

别人家摊煎饼都是慢悠悠哙一勺儿面糊辄到饼铛上,然后用小木架子慢慢一圈儿一圈儿的比划摊成圆形,打个鸡蛋把面饼糊满了,洒上葱花儿香菜稍微多慎会儿等鸡蛋熟的差不多了翻个个儿,涂上面酱等佐料放块儿薄脆叠起来拿纸一裹,递给食客。

到了庞叔儿这儿呢,速度可快多了。

首先,由于火要比别家儿旺的缘故,面糊儿七里卡拉摊开了就立马儿放鸡蛋;自己拿鸡蛋是来不及的,边儿上的兄弟在辄面糊儿的时候已经把鸡蛋拿在手里准备好了。

鸡蛋刚糊满就得赶紧放葱花儿香菜,放完紧翻个儿了,稍晚一点儿面就糊了。

翻过来跟面饼中间儿靠后的位置一左一右放俩薄脆;不用说,薄脆也是早已准备好的。

然后拿个小铲子,把靠近庞叔儿自己这边儿的面饼向上一翻正好盖住薄脆,然后刷两三刷子甜面酱、一刷子酱豆腐、一刷子韭菜花儿,如果提前没说不要辣,那么最后再来一刷子辣酱。至此,从后到前深褐色、酱红色、灰绿色和鲜红色在馋虫的眼里像天上的彩虹一番依次排列开来。

最后,小铲子往上翻两下儿裹好了薄脆的面饼,再从最外面往里一翻、从右往左再一翻,边儿上早已准备好的草纸递过来往里一盛,一套煎饼这就出来了。

这时候看看边儿上那摊儿,一起开始摊的煎饼这时候也就刚翻面儿准备放薄脆吧。

每天能让庞叔儿摊前排大队的除了俩人一起摊煎饼好玩儿动作快以外,他家的用料儿够足够好、灶台够干净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自己磨的小米面儿、自己炸的薄脆保证干净卫生外,甜面酱、酱豆腐和韭菜花儿也都是庞叔儿哥儿俩自己从六必居拉回来的;别看只是摊个煎饼,灶台周边向来都是干干净净,白色的案面儿、白瓷砖儿的墙面很难看到油渍面疙瘩什么的,一天忙活下来随做随擦随收拾,跟早上刚出摊儿的时候一样。

30年间,庞叔儿和他的煎饼摊儿搬了好几个地方儿;哥儿俩分了家,也从帅小伙儿变成了大叔儿。细数下,庞叔儿和他的煎饼摊儿至少换了3次落脚的地方儿:最早的北墙外头、留学路里京轻饭店的门房、香厂路东口南侧(现在是分家后兄弟的分店)以及现在的宣武中医院南侧。

现在,也就是偶尔周末早起专门坐车过去吃个煎饼了。不过看着干净的灶台,跟庞叔儿庞婶儿聊上两句,除了动作没以前麻利了以外,其他的都跟以前一样。

好久没敲字儿了,就以此权当记录下生活的点滴吧。

祝庞叔儿庞婶儿平安、幸福。

煎饼2 煎饼

 

本文作者:BJDVD论坛bluesmansion

我居京的资历太浅。五十年代北京还保留了小胡同的盛景,我没有出入逛过。常住的东总布胡同像一条长长的小街;几个总布胡同都在这个方向,直拔拔的,在此没 能领会胡同曲里拐弯的妙趣;也不知所住各式人等的喜怒哀乐。这个总布胡同我也没问清楚它的来历典故,当时常记着作家不是坐家,在北京,我只能是一个匆匆的 过客。

至今我深深地记着的只有两条胡同。 1956年深秋,我调中国作协,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后院。东四王府大街筑了文联大楼,作协的大本营已移到该处,22号成了宿舍。记得冯牧来京看病时,住 在22号的东院,原天翼同志住过的房间,他的老朋友老韩照料着他的生活。若冯牧有什么事要我帮忙,老韩就会及时地告诉我。之后冯牧做大手术,也是老韩陪伴 着,直到他去小汤山疗养。

老韩是一个忠厚平实的北方汉子,他住在西城的一条小胡同里。熟识之后,我曾和李纳去拜访过他。记得那天,我和李纳挨个儿瞧着那一带胡同的字牌, 转弯抹角终于找到叫小拐棒的胡同,一阵惊喜。北京有许多胡同的名字小字开头,大约是古远的居民对它的昵称。拐棒实在地小,成了一条胡同的名称,也是有来由 的吧!那天在老韩家初见苏大姐,才知道老韩原是苏策的姐夫。我们过了半天北京人乐呵呵的家庭生活。苏策和冯牧是幼年时的朋友,冯牧病了,苏策在云南,以姐 夫相替来关心、照料冯牧,童年时建立的友谊竟那么真挚地存在着!八十年代我在车中再见小拐棒胡同,心中一紧,1980年在云南苏策就告我,老韩已在“文 革”中故世,我时有再也不见这个好人的遗憾。

还有一条胡同,也是小字开头:小羊宜宾,是小羊尾巴的雅称。北京的胡同不少以动物的一个部分命名,如我也熟悉的象鼻子后坑。与我近乎同乡的葛 琴,住在小羊宜宾胡同的深处。我在1957年离京前去过几次。隔了二十年,才有机会通过赵堂子胡同去找葛琴,过去的驾驶班长老曹,把我送到他熟悉的“邵荃 麟家”。不知为什么宅子的围墙拆了,几间小屋,裹在惨淡的月光之下。我在西首的一间找到了主人,她好像住在一张双层铺的下面。满头白发,可还是巍凛凛地坐 了起来,细看是我,双手把我抱住,我们都泪流满面。酷似荃麟同志的小孙孙,在一旁冷静地对阿姨说:“你看奶奶激动了!”我知道激动不利于中风后的病人,马 上收住泪水,把她的泪水也轻轻揩去。二十年的感伤一起涌上心头。葛琴是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老革命战士,也是荃麟不能须臾相离的助手、贤妻。一个走了,一个 这样病着,她一肚子的话却说不出来。后来我再去看她,这里已属大雅宝胡同,大约这只角正挂在前面胡同的尾巴上。从这走出去就是新辟的宽敞大道。

大雅宝胡同

大雅宝胡同

本文作者:菡子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是羊倌)胡同出生的。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读完美国 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门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 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小学的崇实(今二十一中),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又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年冬),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 1929年初我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1910-1927)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 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芹菜辣青椒、 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锯盆锯碗的”。最动人心弘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 铁玩艺儿,吱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蛳”,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 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 “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儿吃吧”。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 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用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 大摆。小心坎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 。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 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 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本文作者:萧乾

如果我住过的那条胡同名乌衣巷,我想那胡同仍可见褪了红漆的朱门和有破落的白墙黑瓦四合院。但我所住的是南弓匠营胡同,那大概是清王朝造弓铸箭的弓匠们居住之所,是东城区北小街宝玉胡同穿进去的自北走南五、六百米长的胡同。1951-1957年我住在胡同口的2号门。这条胡同全是低矮而破旧的平房,没有一栋高楼。由于胡同较狭窄,更无槐荫爽道槐花飘香,而且是泥土路。只是解放初各户清晨都有门前洒扫的习惯,倒也光溜如一条清水小河。 

我偶有怀旧而重访,那儿似乎仍未改“弓匠”的传统,依旧是那些低矮的旧平房,只是土路改成了洋灰路。到了那儿,便忍不住想起那时的一些老邻居。如今同住一高楼大厦的,可能电视电话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那时的邻居确有“远亲不如近邻”之感。

我记得胡同有一摆小摊的、名关铁柱的三十来岁的罗锅,小摊上卖的小孩吃的和玩具之类,也有香烟、手纸。我的三个孩子成了他的经常顾客,他很重交情。 比如,我四岁的二小子向他买一分钱的枣面(一种将野酸枣连核磨成的面泥),他总是多掐一段给他。我七岁的大小子买一分钱一颗的玻璃弹球,他还会送他一、二 张洋画片。而我买香烟、火柴、手纸都就近到他的小摊,他总是选好的给我。我与妻子有时想到他还未能成家,总不由同情他贫穷和残病。逢年关时,我们也会让孩 子们给他送去一包萨其马之类的糕点。

我们隔几家的老吴头,是蹬三轮的。那时我的二小子在西城辟才胡同托儿所。从东北城角到那儿有上十里路程。每周接送孩子都由他担负。他也是年近四十的 光棍汉。每次接送都不需我们去找他,他自按时接送,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每次给他不过二角五分钱。可因路段较长,在半路上他总会给孩子买三五分钱的冰 棍儿或包子。特别感人的是寒冬大雪天,他脱下自己的羊皮大氅,包裹着孩子的脚腿,惟恐孩子受冻。我的孩子叫他一声“吴伯伯”,他高兴得不得了。为此,我们 感激他,逢年过节也送他一袋元宵或江米团。他也感到异常亲热。

我家斜对面是一家回民烧饼店,也有糖三角、玉米贴饼、炸三角。我们的早点都就地取材,因为成了老熟人,他竟不要我们排队等购,而是把刚出炉的烧饼、 刚炸好的三角送到家门。更有趣的是,我是个足球迷,有一次北京队对外国球队,雇工体育场气氛热烈。北京队前锋正冲入对方禁区,大家都望北京队取胜而 鼓掌,此时我后排有人尖声高喊着“快伸脚巴丫子呀--”附近几排人听了这着急的喊声,都哄然大笑,我不由回头一看,却原来是烧饼店老板。此后我们成了球迷 友,彼此互托代购球票。

我还难忘隔壁杨家。他们的三小子小亮子和我的大小子是好小友。夏天我们带了孩子和小亮到窑坑(原土城附近有积水窑坑,现已填平)游泳,并带一点面包 香肠野餐。小孩们也跟小狗一样,玩一会儿还会为小事互相怄气,而他的父母认为我们是爱他的孩子的,便送孩子到我家跟大小子讲和。有一段时期,大孩子被视为 “反革命”的孩子,受到其他孩子欺凌,小亮子竟举起小拳头来保护他。

1955年由于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隔离在机关审查,一年零一个月都未回家。1956年8月的一天,突然宣布让我回家。由于一直在一斗室 “闭门思过”,这时一进入这胡同,顿觉这儿天地极为广阔,特别是当我走过邻居几家门前时,邻人都热情向我招呼,我真正感到这小河般的胡同,像给我洗去了 “反革命”的身份,又回到了人民之中,感到分外温暖。

事经四十多年,当我再访,老熟人都不见了,昔日儿童都已四十多岁,也不知去向。2号门牌已改为5号。是谁住在那儿呢?我一个也不认识。

西弓匠胡同

西弓匠胡同

本文作者:邹狄帆

    我国俗语有一句话:“惟大英雄有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所谓本色,大概是不与常人雷同的特殊表现,而风流是他们流露出大胆而不自觉的本性。

不过我以为英雄本色,必须在该英雄成名之后再表现出来,才能被人恭维和称赞,否则会被人们认为胡闹或神经病;名士在没有成为“知名之士”以前,就表现风流,轻则挨骂,重则挨揍。您试看拳王阿里,每次在记者会上发表谈话,他信口胡诌,胡说八道,装模作样,而一般听众以及新闻记者却替他拍照录音,在电视上出现及报刊上发表。您再看看当初老北京天桥练把式或卖大力丸的,在场子里发力大喊,结果舌弊唇焦,听众名之为“卖钢口儿”或“天桥的把式”净说不练。您再想想,古时司马相如,因弹琴勾引人家卓文君,终于把人家拐跑了,跟他私奔,唐寅为追求一个下女,不惜不择手段甘为人奴,这两档子事,自古至今传为风流佳话,也就是因为他们两位是先成名士再风流。记得我小时候,隔壁拉洋车的小王,私心爱上了对门儿黄厨子的女儿,他成天不去拉车,坐在车厢里朝黄厨子门口吹口琴,他口琴吹得还真不错,到后来被黄小姐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知道了,出来揪着小王连脑袋带屁股地狠揍了一顿,揍得小王鼻青脸肿,不但不敢回手,还不敢出声儿.这就是因为他根本不是名士。

    不管是英雄的本色,与夫名士的风流,都是不寻常的表现,简言之是一种怪劲儿,是他本身不期而然表露出来的,有时也可爱,要是动心机制造出来的话,不但不可爱,反而令人恶心。犯这种怪毛病的,以艺人为多,不管是梨园界或文艺界,往往不知不觉地表露出来,教别人看着不对劲儿。我在中年时代,接近的书画家较多。记得我们学校教金石篆刻的寿石工老师精于鉴别,老北京琉璃厂各古董店以及南纸店把他老先生目为圣人,可是寿先生最讨厌那些古董店、南纸店老板的虚情假意、口是心非的恭维。他不大爱理他们,却喜欢跟那些学徒小伙计打交道,所以寿先生在琉璃厂街上一走动,往往被古玩铺小伙计拉进门去,打打闹闹,有时候小伙计在纸上画个王八,贴在寿先生背上,有时候用一个烟盒的套儿,套在他大褂衣角上,他满街走动,招得路人指笑,他也不在乎,古玩铺如对他老先生有所求,一定要找小伙计跟他拉拢,才能如愿以偿。

    我们艺术学院的齐老师(白石),那时住在跨车儿胡同,非常惜钱,对于家中日常用度管得很严,他老人家经常把不常出入的房门以及箱箧锁上,把一大串钥匙挂在腰带上,诸如此类的趣事很多。不过有两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件是齐老师的一位小公子,那时在老北京市六中念书,我在六中教美术,齐老师向来不给孩子们零用钱,怕他们胡花乱用,有一天该小公子拿了一个扇面,上面是老师画的仁者寿大蜜桃,鬼鬼祟祟地给我,跟我要五块钱,我也就鬼鬼祟祟地给了他五块钱,把扇面收下了,可惜没有带出来。第二件是齐府门禁很严,不经老师许可,概不开门。有一回我听人说老师家里烧煤球儿,怕用人浪费,控制得很厉害,他老人家把煤球儿一堆一堆地摆在煤屋子的当地,每堆上标明某一天烧的,我听了之后,一时好奇,要看个究竟,经我一看,果真如此。煤屋子里,果然一堆一堆摆了许多堆煤球儿,而墙角处还堆着一大堆至少有两千斤呢!家人每天烤煤球儿,如果地上堆着的不够,他们不会从墙角大堆上撮去烧吗?何必透支地上摆着的,招老师生气呢?齐老师傻得可爱。

    溥老师(心畲)生在皇家,对日常生活以及用度开支,脑筋里满没有这回事,出门没有人跟着,便回不了家。我记得他老人家住颐和园的时候,随身有一个太监,给他管理关于书画笔单的琐事,有人求书求画,必须跟这太监打交道,溥师不直接接头,说实在溥先生也搞不清楚,日久天长,那太监就动了手脚,出入账目一团乱,溥先生也看不懂。后来有,‘有人向溥先生告密,说这太监欺骗主人,溥先生火了,把太监叫来,拳脚相加,破口大骂,太监跪在地下求饶。等溥先生火儿过去了,笔单的事,仍由这个太监经管,其中仍是不实不尽,有人来求画求字,溥先生仍教人们跟太监去接头,把他从中动手脚事,全都忘了。

    老北京京华美专有一位花鸟教授邱石溟先生,为人正直和蔼,不善词令。他动手画画儿之前,往往先把纸用手揉了,然后再铺开来。他的画在古雅中表现出秀丽,闻名当时,但年近不惑,仍旧是孤家寡人。有一次,一位同事给他介绍一位女朋友,在老北京中山公园长美轩茶馆会面。邱先生先到了,不久介绍人和女方也来了,介绍人给双方介绍了之后,为了使双方谈谈话,便说你们两位谈一谈,我到那边走走。介绍人走了,这时邱先生开始发僵,脑门子直冒汗,心房跳动得几乎听出声音来,偷眼看看小姐,想开口说两句话,欲言又止,因为根本找不出词儿来,后来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挤出一句话来,说:“王小姐!你会不会蒸馒头?”此言一出,王小姐差点气得哭出来,便一语未发,站起来开路了。介绍人一会儿回来,一见邱君愁眉苦脸地独坐,便向邱先生问个究竟,经邱先生一说,闹得介绍人啼笑皆非,只说一句:“老邱啊,真有你的。”此后朋友们见了邱石溟,便取笑他说:“邱先生!您会不会蒸馒头?”

    学长王青芳,自号万版楼主,精木刻,用功入魔,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无时不刻。他的装束,在四十年以前,看起来已经够怪的了。夏天白裤白小褂,一袭白布大衫,冬天白布棉裤,白布小棉袄,一件蓝布大棉袄,大襟上油渍发光。腋下夹一蓝布包儿,里边包的是刻刀木板。在那时候,他的头发长长地披过了脖子,又不常洗,有时从他身边一过,可以闻到他头发的臭味儿。北伐以后,政界要人及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的肖像,他都刻在木板上,用宣纸印出,线条刚硬秀美。他的国画也相当不错,只是一张山水画上,他有时画个飞机、火车以及电线杆子什么的,看起来很怪。我记得好像他那时在贝满女中教美术,贝满女中当时是个时髦的女子中学,在讲堂上女孩子少不得掩鼻听讲。最妙的是在他结婚的那天,宾客很多,他还抽空在饭庄子里抱着木板刻,等礼终人散,却找不到新郎了,后来发觉在一间人不注意的屋子里低着头猛刻哩。

    学长王雪涛擅花鸟,名闻于时。他作画时不喜欢有人在旁边看,曾于画画时候,在门上贴一个纸条,上写“裸体画画,谢绝参观”。有一次我到中山公园去,见司法部街北口电车站附近,围了一圈子人,我进去一看,原来是雪涛先生带着他的小姐,正跟一个人理论。那人见我认得雪涛便对我说:“先生,岂有此理,在我们店里做了大衣,不给工料钱,送两张画儿去抵账。我们不答应,他便硬着脑袋皮不给钱了。今天碰巧在这儿遇见。”他又向王先生说:“正好,请你给钱,不然,扒你衣服,就是这件大衣,是在我们店里做的。”我赶快上去做和事佬,对王先生说:“一件大衣,没有多少钱,你为什么不付呢?”雪涛说:“他们这家西服庄太小看人,我拿去的两张画,比工料钱值的多,毕加索做衣服,西服店商人求之不得地要他一幅画,还不要工料钱呢!像他们这种短见的商人,有眼不识泰山,你说有多么可气。”我一听,原来王先生打算效法毕加索,拿画抵衣服的工料钱,经我向西服商说好说歹,算是给王先生解围了。

    颜伯龙,也是花鸟名家,和于非厂同是老北京师范毕业,后来都在老北京师范教美术。颜先生曾以一张“老鼠爬蜡台”扬名日本。成名之后,怪劲也随着来了,常穿一件灰色大褂儿,扣襻儿坏了,干脆扯下去,全身扣襻儿都坏了,干脆都扯下去,用一根绳儿把大褂束起来。穿鞋,有时候一只布鞋,一只缎子鞋。胡子不刮,头发不理。有一次,一个有钱的客户,请他在颉荚番馆吃晚饭。他到了餐馆门口儿,伙计以为他是要钱的乞丐,不教他进去。他也不跟伙计说什么,一屁股坐在门口台阶上,主人在里面,等得不耐烦了,便走出来看看,一见颜先生盘腿坐在台阶上,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委委屈屈说伙计不放他进去。请客主人说了伙计几句,连忙请他进去,颜先生才吃了个酒足饭饱地回去,主人对餐馆人说,以后颜先生来了,你们不可无礼。等过了两天,他老先生又去了,餐馆当然招待备至,问他主人为什么没有来,他说主人忙,今天不陪他了。如此他又去了两三次,餐馆有点疑心了,便打发人去问请客的主人,伙计回来对掌柜说:“请客的某先生说了,他只请过颜先生一次,以后并没有请过。”颜先生也有自知之明,以后也不敢再去了。

    似这种怪人怪事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不过我以为,他们怪得可笑,也怪得可爱,因为他们未用心机,是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否则故弄玄虚,奇装异服,蓬头垢面,装疯卖傻,以表示自己是个高人雅士文学家艺术家,那就真要令人恶心了!

 

老北京艺人多怪事

老北京艺人多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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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老北平的故古典儿

本文地址: http://www.beijingmaohou.cn/old-beijing-artists-more-strange-things/

    “行围”,就是集体打猎。

    五十年前,我不过十几岁,那时候,虽然是清朝末路,可是在北平城圈里,还有不少仗祖上的余荫,过着强弩之末的声色犬马生活的。

    先舅父虽不是旗籍人,因外祖父在一个旗籍衙门旁边开了一个老米碾坊,给旗人碾米,并放钱给旗籍朋友,在他发钱粮时本利扣还,舅父年轻时日与旗人子弟为伍,无形中学了他们的几手活儿,诸如放风筝、养鸟、养鹰、养狗、养马、拴车等等,什么都来。

  ‘在一个还不十分冷的秋天——当然也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先舅父忽然想起要到西郊去打猎,经向外祖父母要求,幸蒙许可。听家母说,外祖父母的想法,只要舅父不赌、不嫖、不抽鸦片,其他爱怎么去玩儿,很少不答应的。

    得到了二老的许可,于是开始准备。小九儿是舅舅家坟地坟少爷(北平从前管看坟的叫“坟少爷”)老贾的儿子,平常在舅舅家打杂儿,附带管遛狗和喂鹰,听说要打猎,乐得恨不得躺在地下打滚儿;对面衙门里的来子,游手好闲,虽然年过四十,据他自己说经验丰富,也来打听日期,答应替舅舅去购买打猎应用的猎具,如钩竿子、木棒儿,并开了单子,像马灯、杠子(是预备打了獾、兔、狐、野猪之类,好用杠子抬回来)、绳子、霰枪、火药、药葫芦枪沙子、水壶、干粮袋……最后他要求给他买一双鞋,因为他的鞋已经不跟脚儿了。

    大广子是衙门管帐篷的,衙门里有蓝布帐篷,他搭帐篷内行,他怂恿我舅舅跟他们头儿借一架小帐篷以及竿子、绳子、橛子(粗长的铁钉,钉在地上,拴绳子拉稳帐篷之用),他愿意负责搭帐篷,不过他的条件是替他把当在当铺的小棉袄赎出来,打猎到野外去,夜里天冷,没有挡寒的衣裳哪儿行?其实那时候并不冷。

    熊儿的爸爸拴轿车,附近邻居出门儿,或堂客(北平管男人叫“官客”,女人叫“堂客”)参加红白事,都雇他的轿车,我舅舅的一匹蹶马,也放在他家,教他代喂代遛。他听说我舅舅要出去打猎,也喜出望外,愿意赶着车参加。如果外甥铮儿去的话,他就教他儿子熊儿陪着有个伴儿。

    外祖母特地派老米碾房人和号的三掌柜徐先生拿钱跟着,供来往一切开销;外祖父并从丰台花厂子(外祖父在丰台有个花儿厂子)派了一辆大敞车,教把式王四(赶车子俗名“把式”)赶着,拉一切打猎应用东西和走累了上车歇歇脚儿的人。

    日子确定了,头一天外祖父特意把大家集在一块儿,嘱咐大家在外边不可胡闹,不可糟蹋人家的庄稼,踏毁人家麦苗(北方麦子是秋天播种,明年五月收割),大家都听三掌柜徐先生的话。

    又对徐先生说:“徐先生,这次多麻烦你啦,对他们可别客气,有谁不听你的话,胡来,你回来对我说,我跟他们算账。”并把来子和大广子叫到跟前说:“你们两个人岁数大,见识广,有你们俩跟着我很放心,可是你们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喝,这次去打猎,你们要少喝酒,等回来以后,我教你们喝个痛快。”

    最后把九儿、我跟熊儿叫过去,教我们到野外不可乱跑,听大人的话,跑迷了路遇见狼没人管,“九儿不可乱出主意,你带他们胡闹,要小心你的屁股”。当天,外祖父并请大家吃了一顿爆、烤、涮。大来子、大广子在外祖父面前不敢多喝,吃完以后,也有点语无伦次了。

    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舅舅的门外就热闹起来了。丰台来的大敞车,卸在门口儿,骡子拴在一旁吃草。熊儿的爸爸的轿车也赶了来停在敞车后边,舅舅的蹶马拴在轿车后边儿。来子、广子一趟趟地往大车上搬东西,我和熊儿出来进去地瞎转。一切停当,吃完早点,八点半出发。本来可以出西口儿由顺城街出阜成门,可是舅舅一定要出东口,绕四牌楼经阜成门大街出城,以便显示一番。

    广子用花布手巾包头,衣裳的纽扣不扣,掩着怀,腰间系条褡包(布带子),右手系着护膊,架着大鹰在前边走。来子同样装束,拉着狗,狗往前蹿,他往后拽,以示威武。小九儿扛着钩竿子,我舅舅骑着蹶马,徐掌柜坐在轿车里,我和熊儿坐在车沿上,煞有介事地出了阜成门。

    外祖父的祖坟在西山山根儿底下门头村附近,除了一块坟地之外,还有几十亩旱田,雇了小九儿他们前辈看坟,每年收成的庄稼,归小九儿他们一家食用,一直到小九儿爸爸这一代,都由他们贾姓看管,这次打猎就以这儿当营地。老贾前几天已经得到通知,特地在离场院不远一个小山坡底下,填平了一块收成完了的高粱地,作为扎营的地点。

    行围的人马,在差不多上午十点到了。老贾的全家,以及附近邻居,都在门前树下相迎。树下摆着茶壶茶碗,井台儿上放着脸盆毛巾。大家彼此说说道道,洗脸喝茶,来子、广子去忙着搭帐篷,布置营地,熊儿的爸爸和王四忙着卸车喂牲口,九儿把狗拴好,老鹰放在一个树权上。不到十二点,坟少爷老贾和家人请大家去吃早饭,早饭在场院边上树底下吃。石头台儿上摆了两大盆芝麻酱凉面,一碗老腌萝}、丝,一碗黄瓜腌葱,旁边十多双筷子,十几个大粗碗。老贾在一边喊道:“诸位随便捞着吃,吃多少,捞多少,千万吃饱了。”于是大家吃了起来,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稀里呼噜,每人都吃得很饱。

    饭后小睡,四点多钟醒来,老贾来到帐篷里,对大家说明附近地形:东南是平壤一片,有獾窝、兔子洞;北边有条小河,清晨傍晚,有野鸭子之类;西边近山,有时发现山鸡、獾、野猪,不过野猪力大,性情残暴,不容易打。他请大家要注意几样事:在人家坟头上找到獾窝兔洞,千万别给人家挖,挖人家的坟,咱们担待不起。咱们要看看獾窝兔洞的情形,如果洞口小草树枝等向里倾倒,那就证明獾或兔子在洞里;向外倒,就是出去了,不在窝里。其次,别人家的秋麦,麦苗生出不久,不要给人家乱踩,人家虽不好意思说什么,咱们心里也过意不去。最后,大家若进山,请别走太远,以免迷了路。我看晚饭前大家可以四下里走走,熟悉熟悉道路。

    晚饭是炖肉烙饼,四瓶门头沟“二锅头”(烧酒),一大盆绿豆稀饭,两盘凉拌素菜。柴锅炖的肉,其烂如泥;柴锅烙的饼,外焦里嫩。大家仍是席地而坐,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痛快淋漓。最得意的要算广子和来子,数年以来,并没有过喝像这一次的痛快酒。饭后不久,在帐篷前点起一堆柴火,帐篷里点起马灯,一边喝茶,一边商量明天打猎的去处。最后决定,第一天向东方平原地进行,以野猫(兔子)为行猎的目的物。广子充内行地说,打兔子要大家散开,往中心点集合,兔子往哪面跑,哪边的截住打,万无一失。大家聊得很高兴,就好似明天一定打到七八只兔子似的。

    第二天破晓,四点多钟,大家整装向东方出发。走到野外,见东方一片鱼肚白,寒风习习,万籁无声。大家照广子所出的招儿散开,往中心集合,一次又一次,连个兔子影儿也没见着。于是改变方式,变成一字横列,徐徐向前并伴着呐喊。广子架鹰,舅舅拉狗,来子扛着钩竿,其他人各拿木棒等猎具。东西南北地横了一个多小时,仍不见兔子芳影,后来大家横到一条大道边儿上,看见远远地来了一辆进城的大车,离我们大概有十几丈远的时候,车夫扬手抽了一个大响鞭,啪的一声响后,道旁的坟头后面,蹿出一只大兔子。广子首先大声喊叫:“兔子!兔子!”但他忘了他右手架着的大鹰,九儿急了喊道:“你倒是放鹰啊!”广子如梦方醒,一抬手把鹰放了出去,可是兔子已蹿出七八丈远了,大鹰死追不放,人也在后面追,喊!看着大鹰要追到兔子,从空中往下一扎,双爪即将抓到兔子,谁想到老兔子就地打了一个滚儿,鹰脚抓空,兔子跑了,老鹰一展翅飞到道旁的一棵老树上去不下来。耗了一个多钟头,它死也不下来,后来是九儿爬上树去才把它弄下来。这一天什么也没打着。

    第三天进山打猎,找野猪。半夜带了干粮水壶,临走时,老贾千叮咛万嘱咐,大家都在一起,别迷了路。大家进山了,许久未归,早晨八点多钟,老贾在门口都等急了,才看见大伙远远地回来。广子和熊儿的爸爸,还用钩竿抬了四只野兔回来。老贾奇怪地问:“你们进山为什么没打着獾、野猪,反而打了兔子?”舅舅说:“进山一无所得,老早就下山了,到门头村去赶集,吃早点,看到了卖死兔子的,花了三块钱,买了四只回来。”大家进帐篷安定下来,发现来子不见了,于是大家顺着进山的道儿又往回去找来子。进山口不远,见来子躺在一棵老松下睡着了,大家连拉带扯,把他弄到帐篷里。他倒头又睡,九儿摘下他身边的水壶,打算灌他几口凉水,谁知道他水壶里装的是半壶酒!原来他入山之前,把水壶里灌满了酒,入山时边走边喝,走了没有多远,就烂醉如泥了。

  第四天,目的地是北方河塘边上打野鸭子。大早起来,准备出发。行前坟少爷跟邻居借了一支霰枪,连他自己的和城里带来的,一共三支枪。把火药从枪口灌好,又灌上铁沙子,扣上引火的扣帽儿,把枪机扳开,如是看到野鸭子,一搂枪机,枪就响了(从前老式鸟枪,从枪口往下灌铁沙子,叫“霰枪”)。大家往前走,将到河塘,来子着了枪机,以便见了鸭群放枪,没想到一碰枪机,走了火,轰的一声,枪响了,惊动了河岸上的群鸭,呼地一下全飞起来。广子和熊儿的爹,每人也扛一支枪,这时一看天上黑压压的一大片野鸭,嘎嘎地叫,惊慌之余,也忘了放枪,等明白过来,再朝天上开枪,鸭子已经飞出火线之外,结果,一只没打着。又扫兴地回来,彼此对埋怨,舅舅说:“临来的时候,老爷子实指望咱们至少打两只山鸡或野鸭子给他老人家下酒呢,得,这下子全片儿汤了!”看坟的老贾,见我舅舅失望和着急的样子,安慰他说:“没什么,咱们后院里养着几只雁鸭,明儿个拿四只回去,就说是打的就结了。”

    在吃中午饭的时候,门外来了一个人,肩膀上扛着一只死獾,手里提着两只野鸡,说是昨天打到的,假如我们需要,他便便宜点卖,不再进城去卖了。老贾一不做二不休,也买下来送给我舅舅。

    午后休息,我舅父猎兴全失,宣布明天早晨八点多“凯旋”。中午在平则门脸儿虾米居吃饭,藉以“亮相儿”(展览买来的胜利品),对外表示庆功之意。在贾宅住了三天,舅舅教徐先生赏了坟少爷老贾四十块钱。老贾在欢喜之余,当天晚饭给大家准备了柴锅烙的牛肉大葱馅儿饼、绿豆稀饭、拌凉粉儿、黄瓜腌葱,烧酒管够。大家酒足饭饱,都睡得很香。

    翌晨大早,大家拔营拆帐篷装车。坟少爷老贾也顺便进城看看老爷子、老太太,拿了些老玉米、冬瓜、倭瓜等等土物儿,胜利品也上了大车。在归途中,大广子、来子二人虽仍兴致高昂,我舅舅则无精打采,很少说话,大概是越想越窝囊。虾米居的庆功宴,虽也把胜利品挂在门外,围了好多人来看,二广子他们在门口向看热闹的人说山,但大家吃得并不起劲儿。

    进平则门时仍将队伍拉开,小九儿架鹰,改由老贾拉狗,二广子、来子用钩竿抬着猎物,沿途惹人随着看,我舅舅上了轿车,躺在车里心里窝囊。

    到了家,街坊四邻都来看热闹,把胜利品挂在廊檐底下,外祖父听取大家报告,各人说的都不一样,外祖父说:“好啦!好啦!真不容易,野鸭子能捉活的回来。山鸡拿到厨房交厨子,晚上吃山鸡片打卤面,兔子和獾都招苍蝇啦,有点味儿啦!二广子、来子,你们拿去吧!”

 

行围打猎

行围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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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老北平的故古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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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段蛇的故事,也是我身临其境,亲眼所见的。

这也是四五十年前的事儿了。那时我有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兄,姓关名阔如,老父去世,老母在堂,姐姐嫁了一个卖信纸信封的,妹妹远嫁黑龙江瑷珲,弟弟一表人才,曾在地安门外火神庙当小老道儿,一度被某显贵的夫人拐跑。关阔如好皮簧,弹一手好月琴,始而玩儿票,继而拜师下海,在奎德社坤班伴奏,我因为与他有同好,所以常跟他接近,有时庆乐有戏,我也去找他,听个蹭儿戏。后来他因为弹月琴不够养家,乃毅然远走黑龙江,到金矿当矿工。去了二三年,颇有所获。回老北京以后,在骡马市大街买了一所小房,并娶了盖荣萱(当时是奎德社的很有名的刀马旦)的师妹为妻,小两口恃母教弟,倒也过得不错。只是苦了关姐姐,嫁了个卖信纸的,生活困难,时常回娘家,不好意思向兄弟和弟媳妇开口,就向妈妈诉苦要钱,因为经济大权,操在儿媳手里,妈妈也莫可奈何。大姑奶奶灵机一动,想起一个绝招来,就在有那么一天下午正好我也去关家串门,婆媳儿女坐在一块儿闲话家常的时候,大姑奶奶突然打了一个大喷嚏,接着伸了个大懒腰,又打了个哈欠,迷糊着眼睛,冲着关阔如用老声老气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道:“海儿啊(关阔如原名海贵,乳名叫海儿),你现在,总算苦尽甜来,有了着落了,我知道你很孝顺你妈。”这时老太太愣住了,跟大家说:“老爷子来了,你们还不快叩头!”老太太说着自己跪下了,海儿也跟着跪下了,只有儿媳妇坐在一边儿不吭气儿。大姑奶奶又说道:“要说新媳妇也很好,听话,以后啊,跟海儿一块儿孝顺妈妈,找她爱吃的给买点吃,教你妈手中多有几个富余钱。”儿媳妇心里说,“她手里有富余钱好给你。”大姑奶奶又说:“对了!咱们坟地的树,死了好几棵,海儿,你要补上啊,祖坟供桌腿儿断了一只,你要修啊!”这时,儿媳妇突然大吼一声,一个旱地拔葱,摔了一个踝子,啪的一声坐在大姑奶奶对面,呼呼地喘大气,粗声粗气地对大姑奶奶说道:“好哇!你不过是我们关家坟地地边上的一只黄鼠狼,跑到我们家充起老爷子来了!老爷子是我!我是关品三,不含糊(就是不假的意思)海儿!到厨房把那瓶烧酒拿来,那盘酱肘子端来,两份蹄筋,我跟你妈喝喝,对门小饭铺叫四十个三鲜饺子,我吃饱喝足,臭揍这个黄鼠狼!”少奶奶一杯一杯喝酒,一口一口吃肉,嘴里还不闲着,说:“老爷子我慢慢地喝,你也别装蒜,等会儿咱算账。”这时屋里空气沉闷,连我在一旁也觉得汗毛直往起挺,脊梁背发凉。

    忽然屋门一开,隔壁刘三爷带进一个老太婆来,对关老太太说:“我在窗外看了半天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自作主张,把前街‘瞧香的’李师婆(巫婆的又一称呼)请来,教她请大仙爷替您捉妖,事情完了以后,给她两块钱香钱,她若斗不过妖精,一个子儿不要,您预备一个八寸盘儿、一个香炉、三炷香吧!”关老太太和关阔如已没了主张,既然刘三爷热心帮忙,也只好听他的了。我这时已不知害怕,一看这李师婆,有六十多岁,前边已秃,后边有几根头发束了一个喜鹊尾(读如以)儿,插了一枝红石榴花,两只童沙眼的眼睛,不时用右手食指往眼睛里抹唾沫,身穿一件旧蓝布二大袄,套了一件满身油腻的大坎肩儿,两只改良脚,穿一双破布鞋,人没有到味儿到了。老巫婆不慌不忙地伸手从衣襟底下掏出一个小蓝布口袋,从口袋里掏出一条一尺多长草绿色小长虫,小长虫倒也乖顺,盘在盘子里,直竖着脑袋,不住地吐舌头。老巫婆点了香,插在米碗里,叩了三个头,跪在那儿打了一个哈欠,浑身就哆嗦起来,随后又怪声怪气地用小嗓儿唱:“我本是南山大青仙哪,在山里苦修了几千年呀,自从真龙进关登了王位,玉皇大帝派我到南苑,南苑海子本是皇上行围打猎的场儿,豺狼虎豹养满了园,玉皇大帝怕这些野兽性凶野,特派我大仙镇压着驻守在海子墙里边,我大仙终年在里边不愿把人间臭事管,我禁不住李师婆三请五请来到你们家园啊!”她唱到这里用手一指大姑奶奶,怒气横生提高嗓门,又唱道:“你这小东西不在窝里守本分,跑到这儿来无法无天,你以为本大仙不认得你,你就是那小小臭黄鼬住在城墙边,快点给我滚啊快给我滚,你若不滚莫怪本大仙下毒手别怨咱吓!”唱着唱着,又一扭腰指着少奶奶又骂道:“你千不该吓万不该,背着你爹娘跑到关家冒充老爷子骗起酒来,你本是城门楼上的小狐仔,我跟你爹娘相交是好友几百年,小侄女快听老娘的劝,不然我告诉你爹娘莫怪咱吓!”关家少奶奶本是梨园行出身,武功不错,她也很聪明,她装神装鬼装死老爷子,本是故作玄虚,根本不是闹撞客,她装得比大姑奶奶像,因为她会作戏,她是在作戏,乐得有吃有喝,现在巫婆对她一耍贫嘴,就沉不住气了,她坐在那里,忽然来了个鲤鱼打挺儿,平地跳起三尺多高,一个扫堂腿,把床边的瓷盘连长虫踢到地下,借势一转身形,奔了巫婆子来,三晃两晃,把巫婆子弄倒,她骑在巫婆身上,就是一顿臭揍,并大声喊道:“臭老婆!你在这儿装死王八蛋了!”她扭头对阔如说:“阔如,到口儿外头巡捕阁子把巡捕找来,说这臭老婆在咱们家妖言惑众,送到警察局办她。”

  关阔如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看看他老娘,看看他大姐,看看他太太骑在巫婆身上不依不饶,又看看刘三爷在那里左右为难,幸而少奶奶开恩,网开一面,站起身形,一鸭子把巫婆踢了一个滚儿,大声喊道:“去你妈的吧!”老巫婆就势屁滚尿流地跑了,而那条小长虫,也不知什么时候,爬到哪儿去了。

 

老北京说蛇

老北京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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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老北平的故古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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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一个老北京潭柘寺中蛇精的故事

北平西山一带,古刹林立,在马鞍山有座大庙叫潭柘寺,明成祖之重臣姚广孝助锡处。不远还有个戒台寺,都是有名的古刹,朱恒碧瓦,气象万千,和卧佛寺、碧云寺、大钟寺齐名。单讲潭柘寺,规模犹大,僧众甚多,先老师父溥公曾在这里读书。传说寺里住着两条得道青蛇,和尚和一般人都称他们为大青爷、二青爷,据说这两条蛇已能自由变化,可大可小。寺的附近,有个水潭,叫青龙潭,方圆二三十亩,深不可测,大青、二青有时住在潭中,有时住在寺里。庙里和尚替大青、二青在大雄宝殿供桌子准备了两个精致的木龛,里边有玻璃盘,盘上铺有黄云缎棉垫儿,有时可以看到大青、二青盘卧在边上,有时不在龛里,据和尚说他们有时进城,有时在潭里。


我在北平市立三中母校执教的时候,住在学校附近,学校在祖家街,祖家街后边是翊教寺,寺随不大,也颇具规模。这个寺和潭柘寺有关系,大概是潭柘寺的下院。大殿前有几棵合抱的梨树,春天开花时,香气满庭,花色娇美,尤其在毛毛细雨时,人在树下,留连不忍去。翊教寺离我家很近,睱时常去游玩,也随喜拜拜佛。翊教寺的大殿供桌上也设有两个檀木细雕的小佛龛,也有玻璃盘上铺黄云缎棉垫,我亲眼看见,有时候有小蛇安静的躺卧在黄垫上,有时是空的。和尚说,大青爷二青爷来去自由,时间不定,不吃东西,和尚每天只在龛前烧香,换换净水而已。
 
我常去翊教寺,寺里和尚不多,那知客(负公共关系迎接香客的)和方丈都跟我很熟,他们对“盖”学都有两下子,常常天南地北,无中生有的跟我聊。有一天知客和尚跟我聊天,他说乾隆年间,乾隆皇上知道潭柘寺规模宏大,僧人众多,要巡幸潭柘寺,礼佛上香布施僧众,即以看看大青二青情形,于是有一天皇上起驾马鞍山潭柘寺。一路热闹情形,不在话下,到达识当有方丈、各殿住持率领一百零八个值班僧在门前列队,迎接圣驾,再大殿安设宝座供皇上休息。皇上入座之后,垂询寺里情形,首先问方丈道:你们寺里究竟有多少和尚挂单?方丈回答:贫僧寺里,每天和尚有来有去,数目不一,难以实奏。皇上又说:每天确数,不能统计,可是大概的数目,你可否奏给我听?方丈说:启奏圣上,恕贫僧大胆,请圣上不以贫僧所奏的数目为荒谬,庙里和尚,多时如天上的星辰,少时也似晨间的芥子。皇上心里说:好个和尚,你成心跟我开玩笑,我到要考验考验,知道个数。于是对方丈说:你传旨下去,朕要亲自点名布施,每个和尚一双僧鞋,两吊大钱!方丈遵旨鸣钟集合僧众,披袈裟到殿前领物谢恩。不一会儿,皇上站在大殿前的拜台上,往下一看,院子里站满了披袈裟的和尚,于是开始点放。和尚挨着个到宝殿前参驾领鞋和钱后,出后庙门到山坡休息,不许回禅堂,以防重领。本来皇上估计,潭柘寺虽大,里边和尚最多也不过一两千人,所以准备了两千双僧鞋,四千吊大钱,谁想眼看着和尚一个一个的领,一个一个的往后门出去,看看两千双鞋已放得剩了几双,可是殿前的和尚仍挤得的满满的,皇上一看这种情景,暗想:这和尚果然非凡,有两下子。找个台阶说道:我今天也有点累了,你寺里和尚果然众多,没有领到钱和鞋的,先叫他们回去,你开个数目我叫他们补放。方丈听了马上跪下说:请皇上开恩,恕小僧荒谬,故弄玄虚之罪。皇上说:你放心,我不责备你。方丈才敢说:请圣上出后门看看就明白。于是王公大臣侍卫人等随的皇上方丈出了后门,往山坡一看,哪有一个和尚,只见山坡上长满了芦草,每根芦草下边,放着一双僧鞋,芦草杆上,串着两吊大钱。圣上一见,大为奇怪。方丈马上跪在地上,奏到:请皇上开恩,述贫僧欺君之罪。皇上哈哈一笑说:这哪里是欺君,真乃是佛法无边!又问道,听说你们寺里,有大青二青两条神射,怎么没看见。方丈回答:唯恐惊驾,不敢现形。皇上说:没有关系,朕不怪。方丈说:既然如此,就在您脚下。低头一看,跟前不远有两条小蛇,其中一条较小,都盘的整整齐齐,伸直了脖子向皇上点头。皇上说:原来是两条小长虫啊,我怎么能害怕?方丈说:蛇身变化无穷,可大可小,不敢显形。皇上说:无妨,我倒要看看。方丈说:那请皇上青龙潭一游。于是大家又去到青龙潭。到了之后,龙潭不远,只见潭水平静,在群山环抱中风景很美。皇上正在欣赏风景,忽见潭水时而冒泡,继而慢慢沸腾起来,渐渐声势汹涌,好似开了锅的沸水往上卷,潭的当中,有物由突起而突出,上尖下粗,高高升起,好像一座肉塔。方丈说:这是蛇尾。又对潭里说:大青!既现尾,可不比现身,以免惊驾!。只见肉塔又慢慢缩回去。不一会儿潭水又恢复平静。皇上叹息着说:真乃是神蛇!大家随皇上回到大殿宝座,方丈又奏到:皇上封大青为神蛇,它们必来谢恩。不久果然见两条小蛇,徐徐爬来,到宝座则盘成圆形,伸脖子向皇上点头,须臾不见。
 
这段故事,近乎无中生有,妖言惑众,不过我是听翊教寺和尚说的,记忆所及,写出来凑趣,而造谣的是那和尚。北平的和尚,除了念经以外,还善于盖。
老北京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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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老北平的故古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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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北方,有所谓“四大门儿”,四大门儿包括“胡黄白柳”。所谓“胡”是指骚狐;“黄”是黄鼬;“白”是刺猬;“柳”是蛇,俗称“长虫”。这四种东西,不迷信的人,见了它们吃饭维持生活。我们北方有关“四大门儿”的传说多的是,都是说的有眉有眼儿,不由得你半信半疑,听起来胆儿小,寒毛直竖,身上起鸡皮疙瘩。
 

时序蛇年,咱们就说说有关“柳”这一门儿的故事,先讲一个从前北平家喻户晓的故事。

 
听老人说,从前北平某处有一个寡妇,带一个七八岁儿子生活,寡妇为蛇所祟。每天晚上,一条大蛇,从窗户,钻进妇人的卧房,和小孩的妈同眠。日子久了,孩子在外面,常听见有人在他前前后后说不好听的话。有人指着他说:“这孩子的爸爸是长虫。”有人说:“这孩子的爸爸死了,他妈妈姘上一条蛇精。”这孩子已经八九岁了,懂事了,听在耳朵里,痛在心里,于是暗中有杀蛇的心思。他存了点钱,买了一把切西瓜的大刀,观察好了蛇的出来进去的地方。一天,在破晓时分,东方将白,他就爬出来拿刀等在窗口儿,聚精会神细听动静。不久,他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以为蛇将要出来,乃高举西瓜刀,蓄势以待。可以蛇也聪明,它先把头慢慢伸出一点,张望张望,它看见外边有人,于是猛往外一窜,打算逃之夭夭。在他蹿的时候,小孩子手起刀落,满了一步儿,没砍中蛇头,只砍下一尺多长的一条蛇尾巴。
此后,蛇永远也不敢来了,可是孩子妈妈,对孩子非常惭愧,对蛇又非常怀念,不久郁闷而死。邻居帮孩子把他妈埋葬在北平西郊。这条没尾巴的蛇,每年在旧历七月十五之前之后,必到坟上去祭拜。在它去的这一天,下午四五点钟,北平一定有一阵狂风暴雨,掠空而过。有一年风雨特别大,竟把南城外虎坊桥万寿堂饭庄庭院的铝铁罩刮进了宣武门大街。北平人传言,这场风雨是禿尾巴老李上坟。禿尾巴蛇姓李,这个姓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哪位先生给它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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