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门,从打开始就叫“建国门豁口”,俗称“豁子”,我在它旁边生活了近50年。
豁,会意字,从“谷”,从害;读作huō。意:残缺,裂开,如:豁口,豁子(残缺的口子)。意:舍弃,豁出性命。
口,象形字,读作kǒu。指人和动物吃东西和发声的器官(亦称“嘴”),如:口腔,口才,口齿,口若悬河。意:容器通外面的部分,如:瓶口,门口。意:道路交叉的地方,如:路口,山口。等等。
明清北京城墙的“豁口”,指在城墙上扒开的口子,供人和车辆出入,是北京城墙除了城门以外的出入路口。
“建”,会意字,从廴(引长之意),从聿(意为律),读作jiàn。《说文》中对这一动词的解释是:立朝律也。建字引领的词组也大都沿用了这一语义:建法(制定法律)、建中(订立标准)、建极(制定至中至正的建国大法)。
建国,顾名思义是建立国家的意思,与“国庆”二字同源。“建了国”嘛,就要举行“国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许多10月1日出生的孩子,被热爱新中国父母起名“建国”或“国庆”。
许多人恕不知,“建国门”是1946年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建国”说的是中华民国。
“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将许多带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地名废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但红卫兵们可能并不知道“复兴”、“建国”这样听起来无甚不妥的地名,因此未做更改,因为红卫兵如同他们的老前辈义和团一样——没文化。
像我这样在建国门边上住了近50年的“北京土著”,在半个世纪时间里,北京竟然没有一本像样的书介绍建国门的历史,好像中华民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就如同没有那么回子事儿似的。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就是——1949年以前统称“万恶的旧社会”。
可悲啊,可悲就在于一个民族不敢承认本民族曾经的历史。一个不敢承认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是个可悲的民族。别老责备外国的安倍。
复兴门和建国门是日寇侵占北京时,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看过北京地图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内城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及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位置都偏北,内城南部确实缺少横贯东西的干道。
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17年间,各路军阀谁也不敢轻易在北京城墙上扒口子,按照满清的说法是怕破了“风水”。
北京城墙第一个“豁口”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把卢汉铁路马家堡火车站向北延伸到天坛西门外,在永定门东50多米远城墙上扒开的一个口子,引铁路进入北京城。1902年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城把天坛皇家圣地还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马上派人把永定门“豁口”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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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慈禧太后认可正阳门火车站在城内,就在左安门西边1里城墙上扒开一个“豁口”,让卢汉铁路从此穿过。卢汉铁路过潘家窑窑坑(今龙潭湖)到东便门,建东便门火车站,再向西到正阳门火车站。
卢汉铁路进北京的“豁口”,是北京城最早的“豁口”,卢汉铁路进京铁路线,现在是丰台火车站至北京火车站的铁路线,112年没有变。
据北京市档案馆1999年第四期《北京档案史料》所载《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日寇于1939年起,就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街市”。为沟通“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东称‘启明’、西称‘长安’)……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因陋就简,迄未修饰,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二门最初只是一个7.4米的倒八字形豁口,宽约百米,两端成坡型。西豁口位于邱祖胡同、卧佛寺街西口附近;西豁口位于东观音寺街东口和贡院东街附近。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启明门”改为“建国门”。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之后,曾“修建复兴门等城防工程共十三处”,在整理复兴门缺口处时,增建一座高12.6米的城台和一座宽10米的单券拱门,并加装了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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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北京城城墙上只有这三个“豁口”,剩余的“豁口”都是解放后扒开的,1968年北京的城墙被拆光了,也就无人再提什么“豁口”不“豁口”了。
1955年,北京市政府为展宽道路,将复兴门的门洞拆除,拓宽了缺口。而建国门则从未建造门洞,一直是缺口状态。解放后,为改善交通,将老北京城墙扒开了多处缺口,即未建门洞,也未命名为“某某门”,只是依据附近地名,称作“十条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称。老北京人则称其为“城豁子”。再后来,老城墙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兴建了立交桥,昔日的“十条豁子”变成了“东四十条桥”,“北小街豁子”变成了“小街桥”。残留的少数“豁口”,已成为标注在公交线路站牌上的车站名称。
北京有个地名叫“祁家豁子”,在北三环路外,那是明朝人在元大都土城墙扒开的“豁口”。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清华大学毕业,是梁思成的学生。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曾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2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他的新书《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刚刚出版,这本书里记载了北京老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相关的宝贵测量资料。
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城区怎么办呢?老城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都要靠路。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了。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1951年城里就100万人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
下面二张照片是南北新华街的和平门“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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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二张照片是新街口豁口的照片。我没有找到十条豁口的老照片,求助诸位网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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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49年11月12日出生的。1950年6月我家法华寺28间半三进四合院祖宅,被北京外三区政府相中强行租用(现崇文区、东城区)。父母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我搬到建国门沈先生家租住,沈家与我们陈家是世交。
日本开辟“启明门”后,沈家临街三家南房租给一位山东人开饭馆。城墙开“豁口”方便了城里城外居民出入,这里人来人往成为闹市,饭馆买卖自然生意兴隆。
旧日这里是东观音寺胡同东口,西口是京城有名的东闹市口商业街。而东口自明清以来就是北京“高教区”,庄严肃穆。路北是明清“高考”贡院,路南是国家科学单位“钦天监”。东观音寺附近的房子都是高规格四合院和客栈,现在叫“学区房”,常住居民都是贡院官员和家眷,常租房客则是来自全国各地“备考”状元的各地精英。
1907年取消延续1000多年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贡院闲置。中华民国期间曾开辟贡院市场。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这里驻防一个团日本军队,贡院大殿改建成“日本神庙”,就是超度战死日本兵的“神庙”。解放后,“日本神庙”变成海军司令部。1956年西郊海军司令部搬走后,交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使用,简称“学部”。“文革”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
路南的“钦天监”在1912年满清灭亡后,改称中华民国天文院“观象台”。解放后称“古观象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时候,我们大家都叫建国门为“豁子”,1965年把东城根胡同改称建国门北顺城街后,街坊们对建国门的称谓才尊重起来,没人再说“豁子”了。
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延续日本人的做法在建国门外兴建工业区,建国门“豁子”成为运输大道,马车汽车穿梭不停,父母嫌这里太噪杂。1951年东城根43号的一贯道坛主被枪毙,一贯道被取缔,我家就搬到43号二间高大的“坛房”租住,一直住到1999年1月被拆迁。
1955年公私合营,建国门饭馆改称“公私合营建国门食堂”。1958年年底扩宽建国门内大街时往北扩宽,“公私合营建国门食堂”以北6套四合院被拆,融进了建国门内大街。房主沈先生搬到了建国门外永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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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扩宽建国门内大街时,路南是古观象台的一个空场,临街有家马车店是1941年开的,门脸房是“钉马掌的”,门前是一溜拴马的木桩、牲口吃草料的石槽。1956年公司合营后马车店停业,但“马掌店”照常营业。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北京城内禁止走马车,“马掌店”才停业。2008年建起“海关博物馆”。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里的交通很不发达,主要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骡、驴拉着的大车及人力三轮车、少许的自行车等。由于建国门城门是城内外人们来必经之处,也是诸多畜力车经过之处,所以在古观象台的西边墙根下保留一家“钉马掌”的铺子。所谓钉马掌,就是那时拉车的马、骡等牲口由于拉车走远路,它们的蹄子磨损厉害。钉马掌,就是赶车人为了保护牲口的蹄子,在牲口蹄面钉上一块半圆形的铁掌,俗称“钉马掌”,小孩们戏称“给马穿鞋”,店铺简称“马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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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观音寺“马掌店”位于东观音寺东口把角处,只是两间平房,房前有个木头架子,形似现在的单杠,大约有2米多高,木架上绕着绳子。赶车人经过这里若给牲口钉掌时,先将牲口卸下,然后把牲口拉到木架中央,把牲口的蹄子绑在木架上。这时,钉马掌的师傅走过来,用铲刀先将牲口的掌面修理平整,然后再钉上铁钉即可。
平时没有马车来,马掌师傅要制作“铁马掌”的半圆形铁圈和专用铁钉。店铺在门外有化铁炉和打铁的架子。冬季旁晚,火红的化铁炉堂和打铁师傅有节奏的打铁声,是东观音寺东口的一景。打马掌由二个师傅操作。老师傅坐在板凳上,一手用铁夹子夹住烧红的铁棍,不停转动铁棍位置,另一手持2磅小锤,学徒的年轻师傅站着,有节奏地轮动8磅大铁锤,二人轮流打向马掌,“叮当叮当。”一声高,一声低。我在山西修京原战备公路和京原铁路时,开山辟路,干过这类打炮眼的活儿。
东观音寺“马掌店”附近的大人们中的养花的,则向铺子里的师傅要一些削下的牲口蹄掌的残屑回家给花做肥料,是上等花肥。笔者记得1968年我插队离开北京前,家养一盆“万年青”,足有一米高,花冠一平米面积,主干一寸多粗,每周我要浇足一次马掌水。把从“马掌店”淘换来的碎马掌泡在罐头瓶里,泡到水质变黑才能浇花,味道奇臭无比。
我最后一次见到东观音寺“马掌店”是在1971年的10月6日的下午,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天下午3时,我从山西返京探亲,从北京火车站走到鲤鱼胡同北口,被建国门内大街的欢迎队伍阻拦住,横穿不了马路,在路南呆了一个多小时。
六、七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当外国元首到北京访问,从东郊飞机场驶来迎宾车队,在建国门换乘红旗牌敞篷轿车,沿着东西长安街直到钓鱼台,那时的东西长安街叫“迎宾大道”。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沿街有十几万群众列成两队欢迎,有个宣传术语叫“夹道欢迎”。那天下午欢迎的是埃塞俄比亚访华团,欢迎队伍等候一个多小时后,贵宾车队在建国门木桥的西桥头停下,周恩来与贵宾换乘敞篷轿车,接受夹道欢迎,所以在建国门停留的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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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道欢迎的群众热情地、有节奏地、反复高呼:“热烈欢迎 埃塞俄比亚皇帝 海尔塞拉西 一世陛下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那个绕嘴的欢迎口号,至今记忆犹新,我就是靠在东观音寺“钉马掌店”的喂马的石槽(木架子没有了)听了有十多分钟。
夹道欢迎队伍主要是沿街的中小学校的学生。一般头天通知学校,学校常年备有欢迎队伍使用的彩旗、纸质鲜花和彩带等,这是政治任务,学校组织有欢迎队伍,能参加欢迎队伍是无尚荣光的,等同于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参加夹道欢迎的小学生们,无论冬夏一律穿少先队队服,佩戴红领巾。我在方巾巷象鼻子中坑小学读书时,我校的鼓号队被安排在北京站口北侧显著位置,叫迎宾鼓号队,五、六年级我是鼓号队“打小镲”的。

作者:陈君远

前段时间有网友在微博上贴了张照片:灰色的天空下,一个人站在钟楼广场上,面对钟楼背对镜头,脚下是一堆碎地砖。这张照片甫一出现便在网络上即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和转发,很多人怀疑,甚至质疑为什么要“拆毁钟楼广场”,最后,官方澄清这是一场误会,只是钟楼广场在更换地砖而已。

现存的钟鼓楼是乾隆十年(1745年)重建的,但其址作为钟鼓楼早在元至元九年(127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附着了太多人们的记忆和感情。钟楼上悬挂着明永乐年间铸造的,现存体量最大,份量最重的古代铜钟;鼓楼上有一面主更鼓和二十四面小鼓,其中现存的主鼓直径近两米,由整张牛皮蒙制。在清乾隆时期,每天寅时和戌时分别要进行两次报时,先敲鼓后鸣钟,分别称为“亮更”和“定更”。定更时城门关,交通断;亮更时,城门开,是为“晨钟暮鼓”。在北京城的人们熟悉北京站和电报大楼的《东方红》乐曲之前,钟鼓楼是北京城最重要的报时中心。

对于之前提到的站在钟楼广场碎地砖上的照片,网民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很容易理解:钟鼓楼在北京的中轴线北端已经矗立了几百年,这里承载了太多的感情、回忆、历史和文化。几百年来,虽然高大的钟楼和鼓楼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两楼之间的小广场却一直在变化,这可以在一系列老照片理出线索。

目前已知最早的钟鼓楼照片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由法军中负责地图勘测的查尔斯·杜宾上校拍摄的,他站在安定门附近的城墙上,为钟鼓楼拍摄了一张合影。到了1870年,借助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照片,我们有机会看到那时的钟楼广场:车轮在地面的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车辙,两边民居的地基要比广场高,说明在汤姆逊前去拍照的年代这里就是经常积水的区域。至于积水有多严重,可以1890年代的照片上看出来:广场西北角有座简易的石桥,桥洞大概有半人高!尽管当雨后积水时钟楼倒映其上很美很安详,但这无疑会另周围的居民和过往行人不易通行,更不卫生。民国成立后,政府发起卫生运动,钟楼广场的积水情况终于得到改善。1925年,在鼓楼下成立了“京兆通俗教育馆”,建有传播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固定陈列馆,展出矿物标本、海洋动物标本、昆虫标本、两栖动物标本和鸟兽标本,还有矿山模型、油井模型、石膏做的人体骨骼模型等,另设有图书馆和代人写字处;钟楼则改建为教育馆附属的电影院,钟楼广场也被开辟为“民众商场”。别看面积小,这座“民众商场”与当时的天桥齐名,是固定的集市,也是平民娱乐场所。场内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设有一座固定的茶社,分别叫“第一民众茶社”和“第二民众茶社”,据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曾在第二民众茶社的剧团学过艺。据常人春先生说,这里还有卖药丸、吞宝剑、拉洋片、变戏法和耍狗熊的表演,“每逢过年,锣鼓喧天,声传遐迩。”少不了的还有各式北京特色小吃,如扒糕、凉粉、灌肠、豆汁、爆肚、炸糕、驴打滚、茶汤、油茶等等,每个摊子都在长案和板凳旁支起遮阳伞;孩子们则总是围在卖蜜饯杏干、螺丝糖等零食和卖木刀、面具、万花筒等玩具的摊位前,好不热闹。

城市要发展,百姓的生活条件需要改善,更换地砖很正常,是值得欢迎的好事,但那些承载着北京人感情的建筑和物什不应该简单地拆除或扔掉,因为这毕竟是历史,是文化,是北京根的一部分。

目前已知钟鼓楼最早的照片,1860年由杜宾拍摄

目前已知钟鼓楼最早的照片,1860年由杜宾拍摄

1869年汤姆逊拍摄的鼓楼和小广场

1869年汤姆逊拍摄的鼓楼和小广场

1870年代佚名摄影师拍摄的钟楼和钟楼广场

1870年代佚名摄影师拍摄的钟楼和钟楼广场

1890年代的钟楼广场,从后面的简易桥可看出这里积水有多严重

1890年代的钟楼广场,从后面的简易桥可看出这里积水有多严重

1920年代在钟楼上看鼓楼和钟楼广场

1920年代在钟楼上看鼓楼和钟楼广场

1920年代钟楼上的大钟,远处可见鼓楼上的大鼓

1920年代钟楼上的大钟,远处可见鼓楼上的大鼓

1925年后钟楼广场被开辟为市场,地面也整饬一新

1925年后钟楼广场被开辟为市场,地面也整饬一新

小莫1930年代拍摄的钟鼓楼,美极了!

小莫1930年代拍摄的钟鼓楼,美极了!

本文转载于:徐家宁 的 旧影志

近年在北京的街头,不时有十分醒目的当铺广告映入眼帘。从网上的新闻看,现今北京的典当行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清末北京的当铺。

  清末北京的当铺很是热闹。本文以《那桐日记》为线索,结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档案等史料,勾画晚清北京当铺的若干特色。

京城高官与富人热衷开当铺

  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当铺,亦称典铺、质铺,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以押借现金的商铺,有的地方称质库。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庆集》“杜陵叟”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文曰:

  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曰押。典、质之性质略相等,续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再如,许多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人数甚多。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珅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附录清单: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钞刘、冯二家人宅子:……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庸盦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其家人刘、冯二人,亦开设当铺4座,实在令人吃惊。不过,从我所看到的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似乎过多。我曾向韦庆远老师当面请教过。他认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京师内外,官私当铺甚多,而“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可分为三大类,即皇当、官当和民当”。(《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P73)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皇当、官当逐渐消亡云云。

  清后期情况与此大有不同,从我所接触的史料看,均系私人当铺。在《那桐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末北京当铺的记载。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同出一族。光绪二十二年,那桐担任户部掌管银库锁钥的郎中。从此,他步步高升,仅仅十多年间,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升迁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担任的“银库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据记载,即使是最守规矩的银库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万两银的额外收入。清末笔记中载,有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号称“库兵”,或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趁出入银库之机会,把银子塞入肛门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将银两携出归己。那桐正是具体管理这些“库兵”的官员。其发财机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名嘉兴,行三)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巳刻事毕,同丽堂、诗园同饭。(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据老北京介绍,在北京东直门内到北新桥一带,有当铺胡同存焉。“东直门内大街路北,北通东手帕胡同,原为一小巷,当铺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师全图已绘有该胡同,民国间始定名。六十年代并入东手帕胡同,当铺胡同之名遂废。”我想,那桐的增裕当铺,应该就在那条胡同附近。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卖主孙荩卿,嵩犊山家奴也,住后元恩寺),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掌柜人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于八月廿六日接替,十月初二日开市换匾。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合京松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余于今日约同孟总管、田诗园到铺内上香祭神,书立合同二纸,各执其一。携回合同、大契、由单、占项单、家具单、津贴单共六件,办法与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当相同。(上册,P293)

  据上述记载,那桐的第二个当铺大概是开在美术馆的斜对面,现今华侨大厦所在的位置。除了以上两处当铺之外,那桐后来还同别人合伙开设当铺。

  在清政府高官中,开当铺的大有人在。如光绪朝有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长期当地方官,捞足了银子,于是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22-23)军机大臣鹿传霖,则在家乡河北定兴开设当铺。(赵凤昌:《惜阴堂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开典当业,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到典当行业。

  余在阅读清人信札中,还看到另一现象。有一些权臣,出于种种考虑,并不像刚毅、那桐那样自己出面,而是通过他们的亲戚或至交,把银两交给他们,间接地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高利贷行业。如慈禧之亲信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大权独揽,送礼行贿者纷至沓来。荣禄于辛丑年由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前夕,致奎俊之家书称:

  京城南院花园各房,均已收回,将来到京后再为斟酌办理。小号本钱,昨汇至山东“一○二七”“四五三七”,交蔚廷、佑文,代存听用,以免由此动身赘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P142)

  蔚廷,指袁世凯,戊戌政变后取得荣禄信任,很快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佑文,指山东粮道达斌,与袁世凯、荣禄关系至为密切。密信中所谓“小号本钱”,指京官和各地官员之行贿银两,均变成了荣禄的“本钱”。现尚存世的《荣禄存札》揭示了收受贿赂的具体数字与细节,令人触目惊心。[《荣禄存札》(未刊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荣禄此信使用了两组密码暗语,不知所云,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即荣禄在西安行在时所收的巨额金钱,寄给了袁世凯等人,“以钱生钱”去了。而典当业,无疑是一个主要去向。

  除荣禄之外,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号为清流派魁首,可谓正人君子,他把银两送给天津的姻亲姚学源,由姚氏在天津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行业。姚学源定期向李鸿藻汇报所存款项到期及其所增加的利息。[《李鸿藻藏札》(未刊稿)]

一座当铺每年缴税仅五两银子

  清代当铺的利润之高,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夏仁虎记载:

  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钜值者亦得议减。业此有名者,曰白某、娄某。一人恒管多处,曰总管。(《旧京琐记》卷九,市肆)

  夏仁虎(1873-1963),江苏江宁人,字蔚如,号啸庵等,光绪举人,长期在北京生活,清末曾任邮传部郎中。民国时期任张作霖北京政府秘书长。解放后,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故对北京的当铺了若指掌。

  对于当铺获利情况,《那桐日记》亦有记载。那桐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述曰:

  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押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后于二月间原价赎回)。(上册,P332)

  晚清的当铺像以往朝代一样,有活当与死当之分。如上所记,这个翡翠扳指,就是活当,又称小押,当存仅仅两月,即可收银十二两之多。当铺的收益于此可见一斑。

  京城当铺,均持有官府所颁发之“当贴”。所谓当贴者,即今之执照也。各当铺每年需向官府交税,尔后获得当贴。京师当铺获利丰厚,按理说应该多缴纳税银。但事实恰恰相反。许多当铺主人与官府有牵连,或者他们本人就是高官。正因为当铺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政府所制定的税收政策,对当铺十分有利。

  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档中,发现一份重要的档案,即兼管顺天府府尹孙家鼐所呈递的“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孙家鼐奏称:

  ……中外典当,获利较厚,税额独轻,拟自本年起,无论何省,每座按年纳税银五十两。去后兹据大兴、宛平两县,详据京师各当商禀称,京师地面,典当共有一百九十余座,家数林立,资本无多,势分力薄,各典货架,均难充满,利息又无定章,遇物典质,往往争揽买卖,暗中让息,获利愈难。近年京城市面,日见清淡,生意更觉减色,……若再每年当税加增至五十两,合计岁增十倍,实在力不能支。今又奉谕,认借昭信股票,商民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敢不竭力图维。现已认领股票十万两,以应公家之急,恳请将加税核减一半等情,具详请奏前来。

  ……

  定例,顺天当商与江苏等省同征税额五两,已属向隅,今骤增至十倍之多,商力艰难,亦属实情,奉饬劝借昭信股票,该商等已共同认领十万两之钜,诚属不遗余力,拟请将税额加至五倍,每年纳银二十五两,臣等亦恐事关大局,未敢贸然上陈。惟念辇毂之下,无事不仰沐皇恩,格外体恤,即使将该商等加税,略示区别,各省亦不能借口。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查照,将京城典当加税,核减一半,以恤商艰而纾无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获利丰厚的行业,所征税银数额非常之少,实在太不合理。因此,孙家鼐之折递上后,很快遭到户部否决。光绪皇帝四月二十三日的谕旨称:

  中外典当各商,每年每座令纳税银五十两,系属通行之案,京城未便独异,且首善之区,万方辐辏,典质货物,既较外省为多,利息盈余,亦视外省稍厚,每年加增当税五十两,尚不及架本百分之三,亟宜踊跃输将,为各省之倡,碍难先行核减,令外省当商得以纷纷借口。请旨饬下顺天府仍遵臣部前奏,晓谕京城典当各商,赶紧按年按座纳税五十两,不得稍有迟延。(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

  孙家鼐的此件奏章,准确提供了京城当铺的数字是一百九十余座,记载了每座当铺所缴纳的税银是五两,戊戌四月之后,增加至五十两。

高官对当铺额外关照

  清朝的执政者与当铺关系密切,因此,每当出现社会动荡,危及当铺利益时,他们便会出面对当铺多方呵护。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当铺生存颇受影响。尤其是庚子六月,对京师金融市场有着举足轻重之影响的“四恒”银号歇业,市面为之震动。慈禧要北京地方官陈夔龙设法挽救。陈氏称:

  当载漪恣睢用事时,余适署顺天府尹,有安抚地方之责。五月十八日,拳匪火烧前门外大栅栏某洋货铺,延烧广德楼茶园,竟召燎原之祸。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变。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越日,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皇皇。……两宫问地方安靖否?后问所管近畿各州县有无民教相仇之案续行发生?末谓昨日四恒因炉房被毁,周转不灵,呈请歇业。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尔是地方官,本难卸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我想四恒本非无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不能周转。如以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尔可回署,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以三日内办好为妥。承旨出,刚相候于门外,对余曰:“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余奉命已觉毫无办法,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2)。

  陈夔龙称“适署顺天府尹”,是不准确的。他当时的职务是顺天府府丞。据清档记载,是年闰八月初十日,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曾上奏为闰八月初三日“奉旨补授顺天府府尹谢恩事”谢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五年录副奏折,吏治类)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小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光绪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陈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八大臣之一,次年十二月后,调河南布政使,升河南巡抚、直隶总督等。

  按照通常处理歇业的办法,陈夔龙认为,“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3)但是,由于军机大臣刚毅有当铺三处,其他官员也与当铺有牵连,这样陈夔龙就不能不认真考虑“勿牵累当铺”的问题。几经斟酌后,他采取“以各商借券为抵押”,然后“奏请一百万官款”的办法,既化解了四恒的危机,也未使各当铺受毫发之损。

  清宫档案证实陈夔龙所述是可信的。据清档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清廷颁布的上谕称:

  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市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

  这里的“该兼尹等”,指的就是兼顺天府府尹孙家鼐和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有了这一百万两的公款,自然不会再去“牵累当铺”了。

庚子年京师的抢当风潮

  光绪庚子年夏季,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师,东交民巷与西什库地区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战场,枪炮之声不绝于耳。当铺的老板们看到人心惶惶、市面混乱,耽心遭遇不测。尤其是当八国联军兵临京师城下之时,在慈禧逃走的前后,京师几乎所有的当铺均遭厄运。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记述:

  自十七以来,京师大乱,匪徒蜂起,店铺关闭,无处买食物矣。觅挑水而不得,唤剃匠而无人。下至掏毛厕,净便桶,均无形影,致家家将粪溺泼于街市,一出门庭,木穉香扑鼻。盖若辈近日专顾抢掠,不暇做正经生活矣。西半城之当铺,全被回民土棍、左右小户贫民,抢劫一空,次及粮食店。若东城内城之当铺、估衣皮货、绸缎及各项店栈,尽被营勇、溃军、洋兵、土匪,先后抢劫,靡有孑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P96)

  三日后,杨典诰又记曰:

  京师内外城当铺二百余户,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靡有孑遗,其未被劫或劫之过半者,不满十户。惟烂面胡同一户,缘备有快枪在房上守望,见有聚而来者,开枪击之,故幸免于劫。南柳巷之汇丰,出银四千两以保险,廿四仍被劫一空。廿五以后,有劫掠者,洋兵拿获,以火器毙之。自是不敢公然抢夺矣。盖自二十洋兵入城,中国在官人役,风流云散矣。地方无主,能不乱哉?

  另一位翰林院学士恽毓鼎则在其《庚子日记》中写道:

  七月二十三日,遣人四探,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穷民之抢粮店、当铺者,数日而尽;浸及各店,市肆皆不开门。余处幸储两月粮,巷中间有卖菜蔬者,赖免于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第1辑,P61)

  慈禧西逃,京师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故而发生了此次规模空前的抢当风潮。

  《那桐日记》可以印证杨典诰、恽毓鼎等人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那桐记曰:

  接裕寿田信,拟托总税务司赫德见各国公使,为之代商和局,知舒春舫文昨已有信致赫,尚无回信。昨、今两日,土匪抢劫钱、当铺,九城一空,住户东南隅受害最重,日本界内尚好。今日未刻玉如处有日兵十一人索表银,甚汹汹,家中人惊恐。(上册,P350)

  那桐此日所记“九城一空”,与杨典诰、恽毓鼎庚子年所写日记完全相同,说明庚子七月下旬京师的当铺,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那桐并没有明确记载自己的当铺是否遭受劫掠。依情况推断,那桐当时是慈禧亲自任命的统兵大员,他自庚子五月三十日,便“奉旨添派管理八旗两翼前锋护军营督练事宜”。(同上)在东华门统重兵把守的那桐,是不会不顾及自己当铺的。

  这次抢当风潮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有价值的物品大量流入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与光绪从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北京的市面逐渐恢复正常,而在当铺行业内,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些未经注册的地下当铺日渐多起来。这些当铺规模甚小,时而开张,时而关闭,以躲避政府监管。他们是一些主要经营小押、暂押的当铺,其中不乏抢劫偷盗来的贵重物品。于是,有的御史向朝廷呈递奏章,要求禁闭这些未经注册的黑当铺。

  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廷颁布上谕称:

  有人奏,请将私设小押暂押当局查封提究,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京畿盗案,层见迭出,实由小押私当为之罪魁,请将私设各当局,严密查抄,永远封禁,并将开设私当之人,送交刑部治罪”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按照单开各处,严密查封,分别究惩。

  这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对京师当铺的又一次整顿。总之,庚子年的抢当风潮,使京师当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以至于十年后清王朝垮台时,当铺的元气尚未能恢复过来。

  每年正月,北京当铺的开张仪式很有风趣。据时人记述谓:

  当铺春节开市,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正月初二凌晨,铺堂众人按等级职位以次排列,相互团拜礼毕。总导演大缺(当铺内较为高级职称)传令开当铺门。四门大开,算盘摇动三通,这时从大门外跑进三位童子(实质安排好当伙计),第一个手拿银锭元宝,第二个怀抱一大瓷瓶,第三个手执一柄如意,进来贺年。三件吉祥物都有个讲究,一为“立市之宝”(银元宝);二为“平安如意”,取其“瓶”音;三为“吉祥如意”,取其“如意”。将这些吉祥物都放在柜台之后,又从外面走进一位当客(实质已安排好的),身着紫锦衣,手拿土黄色白裤腰长裤一条,前来典当。业务人员焉敢怠慢,来人张口要价白银二两。管账先生立即开票、付钱,编入第一号当物。当然此裤不用赎,早已够本有余,主管伙计立即将此裤入库,做为镇库之宝物。(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京华风物》,上海书店,1992年,P148-149)

在城市社区中,比坊更小的单位曰街、曰巷。明人沈榜说:“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曰道,或合呼曰街道。或以市廛为街,以村庄为道。”[1] 《析津志》曰:“街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也就是说,“道”泛指可以行走之路,只有寓意市廛的“街”才是对城市而言,城中主要的街又称“官街”,比街更小的称“巷”。但对街巷的称呼却是因地而异。如“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2] 而“京师人呼巷为衚衕,衚衕又写作衖通。”[3] 事实上,“衖”即为“巷”也,指狭窄的街道。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总结概括说:“今南方呼巷曰衖,北方呼巷曰衚衕。衚衕合音为衖,衖见尔雅,衕见说文,皆古训也。”[4] 可见连街巷的称呼也多为古人所创。

一、

清代的城市,无论大小都由街、巷组成,街与巷组成了城市中的二级交通网络。在全国,街巷之网最为密集者当属北京。《大清会典》记载:“都城内外大街凡十有六,坊二十有四”。[5] 内城“其街衢之大者,中曰棋盘街、南北曰崇文门街、宣武门街、大市街、王府街、地安门街、安定门街、德胜门街、南小街、北小街、锦什坊街。东西曰江米巷、长安街、丁字街、马市街、朝阳门街、东直门街、阜成门街、西直门街、鼓楼东大街、鼓楼西斜街。”[6] 此外,还有巷、胡同等。《析津志》所谓“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又长街、千步廊、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五门街、三叉街。”即是对当时北京街巷的概括性总结。其中,棋盘街最为有名,所谓“棋盘街,即正阳门内大清门前街也,盖以方石砌成,故名。都城人烟凑密,惟此处宽爽。”[7]

街巷是城市规划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每个城市都有其相应的街制。自秦实行“车同轨”以来,古代的街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统一,但因城市大小不同、地理环境与条件不同,各城市的街制也自然有所差别。例如,北京城“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8] 南京城的主要街道宽度为九轨,相当于今天的22、824米。[9] 城市街道、特别是城市主要街道的宽阔,已构成了我国古代城市建筑的一大人文特色。在外国人的眼里,“初进北京大门第一印象是它同欧洲城市相反,这里的街道有一百尺宽”,[10] 与欧洲夹在高楼之间的窄巷形成鲜明的反差。关于这一点,咸丰年间来华的英国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说:北京的街道不仅“更宽”,而且“街道概貌总使我想起在天津所熟悉的一切。”[11] 这说明,当时的天津街道之宽阔以及建筑设计上并不逊色于北京。

二、

街巷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城市的发展状况,人口的密度,以及城市社区的概貌。从建筑技术上看,我们还可以发现,北京城中,以中间高、两侧低的鱼脊型道路最为普遍,而且,主要的街道还铺设了人行道,连京城附近的小城市通州“街道两边也有稍高的人行便道。”[12] 从街道的材质来看,主要有两种,一为使用石材铺设,一为以土夯实地面,即为我们常说的土路。

石材的街道以南京最多,特别是南京的官街,乃为一条宽阔的石板大道,这与南京曾为明朝建国之地有关。除了南京之外,其它大城市的主要街道也使用石材,但对于所有的城市而言,能够以石材铺设的街道实在少得可怜。如十九世纪来华的英国人记载他到达北京时的情景说:“我是通过鞑靼城正中城门的一道边门入城的。在防御工事前面,炮楼的正下方,有一道巨大的城门,除了皇帝前往先农坛和天坛祭祀经过外,这道门从不开启。一条宽阔的石砌大路由这道门直通离此约四百码的皇宫正门。”又说:“我们所经过的城门就是中国城的东便门,穿过高大的城门,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一条看起来极为普通的街道上,街道两旁店铺林立;街道则铺砌着宽大的石板”。[13] 这里,英国人所说的“从不开启”的城门和“宽阔的石砌大路”,就是正阳门大街,是北京少有的几条石砌大街,由于当时使用石材铺设的街道极为少见,所以时人夏仁虎有京城“街道除正阳门外绝不砌石”[14] 的议论。

除北京外,其它城市的状况也是如此。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城市无论大小多以土质街道为主,而且,这种以土质道路为主而结成城市交通网络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近代,才得以逐步地改变。这一方面表明了当时技术的落后,但更主要的则是由于政府财政能力低下所造成的。

土质结构的道路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也对城市环境造成了相当大的污染。最有代表性的是京城北京,由于往来的人最多,所以有关记载也最多。

首先是路面的高低不平。如英国人的笔下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离开通州,半小时左右便来到通往北京的大路上,路的起点取道两座河堤之间,由于修葺不善,路面到处都坑坑洼洼的。”英国人还说:“一场连阴雨很快就使街道泥泞不堪了。为此,人们不得不找隆起的路面走,因为那里的地面尚未被车轮轧烂。”[15] 可见,更令城居者甚感不便的是土质道路在风沙天气、阴雨天气对环境的污染,所谓 “天晴则沙深埋足,尘细扑面。阴雨则污泥满地,臭气薰天,如游没底之堑,如行积秽之沟,偶一翻车,即三薰三沐,莫蠲其臭。”[16]

北京作为全国最为富庶繁华之区,其街道如此污秽未免是一大憾事,因而无论是长期居于京城的人们,还是外来的士子官僚、商人,对此都有极为深刻的感触,自明至清均有文人为之咏叹。

如晚明人有文记载曰:“燕市带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衢陌,归来下马,两鼻孔黑如烟突,人马屎和沙土,雨过淖泞没鞍膝,百姓竞策骞驴,与官人肩相摩,则疾串避委巷不及,狂奔尽气,流汗至踵,此中况味如此。遥想江村夕阳,渔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晒网罟,酒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鱼提瓮出柴门。此时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绝胜长安骑马冲泥也。”[17]

清人则以竹枝词的形式记述出来。诸如,“黄沙如粉满街飞,城北城南认是非,大道通衢皆臭气,尘装甫卸即思归。”[18] 不仅叙说了城内道路的污秽、尘土,也讲出了时人对这种恶劣环境的感受。而最为详细的记载是夏仁虎的《旧京琐记》,曰:“旧日,道路不治,虽有御史任街道厅,工部任沟渠,具文而已。行人便溺多在路途,偶有风厉御史,亦往往一惩治之,但颓风足不可挽。”又曰:“大栅栏之同仁堂生意最盛,然其门前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主人不为忤,但清晨命人汛扫而已。盖惑于堪舆家言,谓其地为百鸟朝凤,最发旺云。”“北京街市在未修马路以前,其通衢中央皆有甬道,宽不及二丈,高三四尺,阴雨泥滑,往往翻车,其势甚险。询之故老,云此本辇道,起初驾过必铺以黄土。原与地平,日久则居民炉灰亦均积焉,日久愈甚,至成高陇云。”[19] 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京城道路的弊端在于:一为土路所带来的风沙与泥沼;二是人为的损坏。

这种土质道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在明清时期的城市中相当普遍,如明人沈德符记载:“街道惟金陵最宽洁,其最秽者无如汴梁。雨后则中皆粪壤,泥溅腰腹。久晴则风起尘扬,觌面不识。若京师虽大不如南京,比之开封似稍胜之。但冬月冰凝,尚堪步履,甫至春深,晴暖埃浮,沟渠滓垢,不免挑浚。然每年应故事而已。”[20]

三、

对于街道的管理,明清两代均设有街道厅,隶工部管辖,“街道厅专司五城街道”。[21] 面对街道的损坏及污秽的状况,统治者不断采取措施,如明成化年间,朝廷下令“皇城周围,东西长安街并京城内外大小街道沟渠,不许官民人等作践掘坑,及侵占淤塞。”[22] 万历年间,又对南北两京的街道进行过全面的整饬,有记载曰:

壬子之初夏,有一工曹郎管街道厅,毅然任其事,特疏请旨,既得之,大书圣谕,揭之牌上,导以前行。凡房舍稍侵街巷者,悉行拆毁,怨声满耳。有一给事马过,拆房者掷砖,误中其颅,不胜忿,遂相奏讦工部上疏诟之,至云公道世间惟瓦砾,黄门头上不曾饶。此给事故能作异同者,遂有人赞叹工郎以为风力,工郎益喜自奋,屡行建白,畅论时事,顿被正人之目矣。其时南中有一大老,本金陵人,为南少宗伯,久不北召,方引领大拜,偶署工部,值北有清街之举,慕艳其事,亦出榜清理街道。凡系开国以后,兴造大小房屋俱命撤之,即其密戚先达,毫不假借,远近公私骇怖失措。实行未竟,而以艰谢事矣。街道一役本两公职掌,一以无心举事,横博时誉,遂弄假成真。一以有意取名,为识者所窥,不免举故事失之。时局移人,即公务亦在楸枰中生活。[23]

不论倡举整饬街道之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上述过程,都说明了街道治理的重要而艰难,并引起有识之人的重视。进入清代,环境的污染使街道的治理和修葺更为迫切。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伊始即规定:“凡直省桥梁道路令地方各官以时修理,若桥梁不坚完,道路不平坦者,……交部分别议处。”同时规定京城街道注重保护,“若有作践、掘成坑坎。盖房侵占”,损坏正阳门前御道者,交刑部治罪,视同犯法。[24] 然就京城而言,首要解决的是将土质道路砌石的问题。

京城内城九门,至少应有九条主要干道,加上外城七门的七条主要街道,共有大街十六条。而实际上,在雍正朝以前,内城九门虽有石路,但多已损坏,“行走维艰”,一如土路。只有正阳门外一条御道尚为完整的石路。雍正二年(1724年),清朝开始关注内城石路的修葺问题,命工部及步军统领详勘“九门石路损坏”和应修应补之处,准备动用内库银两以次修治。同时,针对街道赃乱,下令皇城一带禁止当街污秽、晒晾皮衣等,并决定对朝阳门和广安门外的道路进行重点整修。所谓“广安门外大路低洼,大雨时行,则积水处车辆行李往来甚难,著步军统领支部库银修理石路。”“自朝阳门至通州京东大路曾发钱粮修垫土道,今复压坏,此道行人既多,且系京城大小官员支领俸米必由之路,著由朝阳门至通州大道皆铺墁石块,酌量可容二车,两旁土道,亦著修理平整。”[25]

乾隆即位以后,仍然十分重视修葺京城的土路。乾隆三年(1738年)下令将京师朝阳、广安二门的石道交地方官三年一次查勘,如有圮塌报部修理。时有参领王廷臣奏曰:京城“南之崇文、宣武,北之安定、德胜,东之东直,西之阜成等门,尚未修有石路,每遇阴雨泥泞,行走维艰,请增修石路以惠行旅。再外城广渠门至广宁门,东西十余里,系商货丛集之要路,亦应增修联络。”[26] 这项建议很快得到乾隆的命准,令常明办理京师街道。由此,北京的主要干道均改成石砌。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雍正年间修筑的朝阳门和广安门外的石路已有损坏,而这两条路又是东西两面进京的交通要道,所以乾隆命令大修。在修葺的过程中,乾隆十分关注工程质量,他反复强调要“毋节帑,毋狭材。帑节是重糜帑也,狭材是重废材也。”修成后,朝阳门石路长“六千六百四十四丈有奇,支户部金二十八万四千九百有奇”。广安门石路“因旧址修筑者一千九百八十四丈有奇,又新增筑者四百七十七丈有奇,凡支帑金十三万八千一百有奇”。[27] 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又颁谕旨令再修德胜门至清河道路。并说“近来朝阳、广宁等门缮修石道,官民均为便利。[28]

由统治者对交通道路的关注,可以感受到时人在城市建设与环境改造上已产生观念的变化。而经过清雍乾两朝对京城主要干道的修筑,京城形成了“九门八条大街”[29] 俱为石路的交通网络系统。为了加强对石路的保护,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规定,京城各门内外石道保固三年后,每届三年,工部派员查勘一次,若有坍塌之处,即行奏明修补。

清朝统治者如此重视京城街道的整修,从其多次所发上谕来看,在于“以肃观瞻”,“以便行人”。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儒家政治思想作用的结果,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平治道路,王者所先,是以周礼有野庐合方之职。自四畿达之天下,掌其修治,俾车马所至咸荡平坦易。”[30]

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街道的完全改观已是清代晚期的事情。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传统城市的渗入,道路的修筑越发为时人所关注,大修铁路的现象在已沦为租借的商阜城市尤为突出。由道路的整修,可窥晚清城市中酝酿的一些社会转型的因素。

进入晚清,清政府在加强对北京街巷的管理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北京街道的整洁与卫生。据《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记载,京城至少在光绪末年已经成立了清道管理组织,制定了《清道章程》和《清道执行细则》等法规。当时,内城的清道夫组织有13所,外城有10所,分隶各区执行清道事务,并根据各区地面广狭不同,清道夫的分配名额也不同。其内城的清道夫总额有780人,外城额设700名,20人为一班,每班以夫头领之。清道夫除了负责打扫清洁城市路面之外,还要负责泼洒土道,平垫路面,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等,还要负责其它有关道路的事宜。[31]

注释:

[1] 沈榜:《宛署杂记》卷5,街道。
[2] 谢肇淛:《五杂俎》卷3。
[3] 吴长垣:《宸垣识略》卷5,内城一。
[4]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旧闻考。
[5]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2,工部桥道。
[6]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
[7]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16,棋盘街。
[8] 吴长垣:《宸垣识略》卷5,内城一。
[9] 南京市公路管理处编著:《南京古代道路史》208页,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9年出版。
[10]「英」斯当东著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13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11] 「英」D.F.Rennie,M.D.:《Peking and the Pekingese(北京和北京人)》第二章,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65年出版。
[12] 「英」斯当东著 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302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
[13]「英」D.F.Rennie,M.D.:《Peking and the Pekingese(北京和北京人)》第二章;第一章,
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65年出版。
[14] 阙名:《燕京杂记》。
[15] 「英」D.F.Rennie,M.D.:《Peking and the Pekingese(北京和北京人)》第一章;第五章,
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65年出版。
[16] 阙名:《燕京杂记》。
[17] 《屠赤水小品·在京与友人》,见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上海书店1984年出版。
[18] 《朝市丛载》卷7,风俗门·灰土重。
[19]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8,城厢。
[2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两京街道。
[21] 汪启淑:《水曹清暇录》卷16,街道厅。
[22] 《明会要》卷75,方域五,道路。
[2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两京街道。
[24]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2,工部桥道。
[25]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2,工部桥道。
[26] 《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三,乾隆三年七月。
[27] 《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21,《重修朝阳门石道碑文》,《重修广宁门石道碑文》。
[28] 《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乾隆二十七年十月。
[29] 逆旅过客:《都市丛谈》,素茶馆。
[30]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2,工部桥道。
[31] 田涛 郭成伟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出版。

 

本文作者:刘凤云

西直门外大街的北京动物园,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不少成年人留有美好回忆的地方。尤其对于我们80后来说,这里更有着不可磨灭的回忆。从父母抱着我们在狮虎山前的那张黑白照片开始,到每年的学校春游,再到后来我们青涩的初恋,动物园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体记忆。在这里我知道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动物,也了解到了生命的多样性,当一名动物饲养员曾是我最初的梦想。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这个纯真的梦却与我渐行渐远。在一次偶然查阅资料时,无意间看到了动物园的“前生”,这才让我知道原来它也有着这样不平凡的故事。
由皇家行宫到农事试验场
晚清时期,大清国力渐衰,各国列强纷纷入侵中国,年轻的光绪皇帝不甘做“亡国之君”,他不仅接受了新思想,还身体力行地大力推动改革,企图通过学习西方文明,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等一系列维新手段来挽救腐败不堪的大清朝。因此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就以“富国之道首在兴农”为题,向朝廷奏请了一道有关兴办农事试验场的折子。光绪皇帝接到奏折后仅十日就给了回复:“奉依议。钦此。”经商部讨论,选择了西直门外的乐善园、继园、广善寺和惠安寺及附近官地,总计约71公顷的土地开辟农事试验场。这一带土质肥沃,泉流清洌,交通便利,作为农事试验场最为适宜,尤其是乐善园和继园,更是来头不小。
乐善园,最早为康亲王杰书的私人花园,北靠长河,风景优美,取意“河间为善最乐之语”,后久废。乾隆十二年重葺乐善园,因为乾隆皇帝经常要行船至畅春园问候其母,而乐善园又是龙船必经之地,为了便于中途休息,所以将其改为行宫,但仍沿其旧名。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母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皇帝为了庆祝母亲寿诞,又在乐善园内建倚虹堂一座,解决待膳之用。除此之外,行宫内还有各种楼台亭阁、精舍敞宇、奇花异草,小桥流水,美不胜收。仅以乐善园为题,乾隆皇帝就写了17首诗篇,而以其内部景点为题的诗篇竟多达37首,可见乾隆皇帝对乐善园的情有独钟了。
继园,一代名园,几易其主几度更名,邻善园、环溪别墅、可园、继园都是它曾经的名称,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它的历史演变与归属问题,一直都扑朔迷离,从现存诗文中可以得知,这里曾经也是景色怡人,花木繁盛,雅致别趣的宴游之地,众多名人雅士都到此赏花、饮酒、赋诗,但由于后来产权主的变更和疏于管理,此园慢慢荒废了,直到光绪十一年左右,此园归内务府奉宸苑所辖,变成了皇家御园。在这许多名字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却是它的一个俗称 “三贝子花园”,只要提起这个名字,老北京人就知道这说的肯定就是动物园了,因为这里正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万牲园的所在地。道光年间,花园名为可园,产权归觉罗宝兴所有。据清人李铭慈的《越缦堂日记》记载:“可园,中都人呼‘三贝子花园’,相传为‘隐诚亲王’赐邸。”但人们为什么更愿意称它为“三贝子花园”,据老辈人讲,这里曾是勋臣恒三贝子福康安的私邸。但根据史料推测,可园,即乾隆时的邻善园,其主人为永珊,而永珊则是隐诚亲王允祉的孙子,允祉又是康熙皇帝的第三子,这可能便是三贝子花园称呼的最早由来,但允祉一生从未封为贝子。也许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这里就是被传为乾隆“私生子”福康安的宅邸,所以口口相传,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就是福康安的私宅呢!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908年6月16日),农事试验场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振兴本国农业技术的示范性农场,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的极大重视。在筹建期间,慈禧太后还曾下旨询问过农场的建设速度,及农场内所需动植物的购买情况。因此各地方官员和出使外国的大臣纷纷将所在地的名贵花木、农作物寄到这里进行培育。农场由动物园、植物园和农产品试验三大部分构成,以展览植物为主,场内还建有试验室、农器室、肥料室、标本室、温室、蚕室、缫丝室,及各种果蔬花卉、桑麻种植、初等农业学堂、咖啡馆、照相馆等。这座规模宏大,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农场,一经开放就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前来游览,门票售价铜元8枚,儿童与跟役减半,但男、女客人需在南窗和西窗分别购票,男为白票、女为红票,由东门入场,分为男左女右。由此可见当时社会虽有西化之风,但“男女之大防”还是头等大事!
万牲园
万牲园,位于农事试验场的东南侧,占地1.5公顷,四周以围墙及河水相隔,西、北处各有一座木桥与外相连。在筹建农事试验场之初,慈禧太后就曾垂训:“拟选取各种鸟兽鳞介品种,选行豢养陈列。”出过洋的大臣端方从德国订购了第一批动物,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这些动物到京,内有象、虎、豹、熊、狮、鹿、野牛、斑马、袋鼠、猿猴、鸵鸟、鹭鸶、天鹅、鹦鹉等,共计一百三十多只禽兽,花费了二万九千多两白银,随动物而来的还有两位高薪雇来的德国饲养工人。除了这一批动物外,农工商部也从海外购买了一批禽鸟,有白鹤、鱼划、、山鸡、凤头鸭、鸳鸯、山枭、雁等数十种鸟类,国内各地的官员和出使各国的大使也呈送了各种奇禽异兽。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日(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先于农事试验场开放,门票铜元二十枚,儿童、跟役减半,男、女游客分单双日入园。尤其是男、女游客不得同行,这一规定一经执行,就引来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万牲园是中国真正意义的第一家动物园,它不再把动物豢养在御园之内只供皇家观赏,而是面向大众展出。这里的动物来自世界各国,千姿百态,无奇不有,对于封闭已久的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引得万千游人竞相参观。“全球生产萃来繁,动物精神植物蕃。饮食舟车无不备,游人争看万牲园。”这首竹枝词就是描写当时的热闹景象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慈禧太后在光绪及后妃的陪同下,一起参观了农事试验场,尤其对动物园里饲养的形形色色的珍稀动物极感兴趣。游览后,慈禧太后“深喜其办理完善,特颁发内帑白银一千两,分别赏给园内各项人员,以资奖赏”。后来她还把自己非常喜爱的一只小猴子赏给了万牲园,王公大臣们为讨得“老佛爷”的欢心,也把自己的宠物纷纷送到了动物园里,有那桐送的锦鸡、奕匡送的鹿、载振送的石猴、袁世凯送的寿星猴,还有内务府大臣继禄送的八个蹄的马等等。经过精心的饲养,动物园内的动物也是越来越多,据宣统元年(1909年)《农工商部章程》记载:动物园内“建有兽亭三座、兽舍四十余间,鸟室十间,水禽舍、象房、鸟兽繁殖场及动物标本陈列室各一所。展览动物共约八十余种七百只。”

饱经沧桑,新生重现
农事试验场除了是一块农产品试验基地外,还是清朝最后一座郊外行宫。在农场建造时,慈禧和光绪就多次垂训大臣,注意风景。因此场内的建筑物,多带园林形式,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又有欧洲复古式的,还有日本式的,楼台亭阁无不精巧雅致。为了方便两宫到此游览,还将北邻长河的西宫门处,新添了宫门二座,码头三处,为御舟登陆之用。而我们现在由动物园到颐和园的这条水道,正是当年特意为慈禧老佛爷而设计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和九月,慈禧及光绪先后两次临幸农事试验场,每次均下驻跸畅观楼,楼内的陈设除了珍贵瓷器外,更多的是当时非常新颖的“时髦货”。据文献记载:“楼上、楼下均有特制的各式沙发,有转圈四人的,有三人的,二人的。二人的沙发为S形,椅垫等大部分由农工商部绣工科特别制造的,花卉禽鱼五彩灿烂。地毯也是五彩织绒的。楼内四壁悬挂螺钿屏、钿绣屏,绣屏上有款识。有画屏四帧,为金陶陶女士手笔。”
除此以外,园内还有重新修缮开放的圆形中式花园游廊——牡丹亭、荟芳轩、松风萝月轩、绿依亭等清末建筑,而海峤瀛春(又称东洋房)、来远楼、万字楼、观稼轩等风格多样的建筑早已消失,只能从老照片中寻找它们美丽的身影。
作为中国最早的动物园、植物园和农产品改良基地的农事试验场,它有着辉煌的过去,但进入动荡不安的民国后,农场的管理每况愈下。民国25年(1936年),园内只剩动物100余种。尤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政府更无暇管理,园内动物多为老弱病残。1943年9月,当时的日伪政府下令称“查该场动物园内所饲养之狮、豹计有十数余只,近闻患病者甚多,为免除传染起见,应即一律处置”。其实除了一对年龄较大的狮子和1只老豹外,其余均在壮年,而且还有1只尚在吃奶阶段的小狮子,饲养员舍不得将它们处理掉,但日本宪兵队几次来查,迫于压力在11月中旬,终将这批狮、豹毒杀。新中国成立前夕,园内仅剩13只猴子、3只鹦鹉和1只瞎眼的鸸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对动物事业的重视,尤其是“熊猫外交”的巨大成功,让更多国家了解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如今北京动物园展出的动物多达四百余种五千多只,而且它们来自世界各国。除了我国特有的珍贵动物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朱鹮、东北虎、雪豹、荒漠猫、野马外,还有许多来自全球各地的珍稀动物,如南极的企鹅,印度的犀牛、非洲的斑马、鸵鸟、牛羚,美洲的食蚁兽、树懒、紫蓝金刚鹦鹉、羊驼,澳洲的袋鼠、双垂鹤驼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动物、热爱动物,动物园内还建造了科普馆和北京市海洋馆,而这座海洋馆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内陆水族馆。北京动物园这座曾经的皇家行宫,现在却是全国规模最大,饲养动物最多,科技力量最强的动物园,这应该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永远想不到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可爱的动物,还有许多奔波于园内维护秩序、宣传保护动物知识的志愿者。这一幅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才应该是这座公园内最美好的画面。

(原作者:张田)

 

【城市探秘】北京城的风水龙脉

2014-05-13 掉队的天蝎 PekingTown

 

一、历久不衰紫禁城

1.概况:

北京紫禁城于1406年筹建,1420年建成,同年(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宣布迁都北京。紫禁城从始建到竣工,历时十四年,由当时的地理大师廖均卿、蒯祥布局主持建造。

 

2.天运风水分析:

永乐十八年,正值中元六运,紫禁城中轴线是坐子向午,如此立局,正符合双星汇向的天运风水格局。《天玉经》曰:“乾山乾向水朝乾,乾峰出状元”,说的就是此种格局。下元六运,子为乾星,午为乾卦,水注三海,卯为催官,五诀俱全,真是典型的皇宫风水格局。

3.地理风水分析:

子山午向立局,来龙必在西北乾位或东北艮位。北京紫禁城,西北乾龙由大海沱山至八达岭至妙峰山,落脉香山。东北艮龙由雾灵山至怀柔山至盘山落脉。乾龙和艮龙千里而来,共吐明珠,造就千年皇宫。后面的景山是人工造就的山丘,明朝称作“万岁山”,作为紫禁城的靠山,。根据地理形势,按龙水之要求,必立地支坐向,故立子山午向。如此龙水与坐向之配,正合“乙丙交而趋戌”的火局风水格局要求。廖均卿家传杨师风水绝术,绝妙地运用龙水与坐向的配合,绝妙地布局坐向、催官、催财之术,绝妙地选择元运时空以及避开入囚之衰。紫禁城真是一代大师的杰作,是中华风水文化的灿烂结晶。

紫禁城的风水布局,是峦头与理气的绝妙配合,故为历久不衰。明代276年,清代267年两朝最终败者,是为皇家自身气数的兴衰,非为紫禁城风水不济也(万事万物皆有定数、皆有大限)。

二、历朝古都北京城

1.古都北京的风水龙脉

北京坐落在华北平原的北部,位于平原与山地的交会处和交通要冲。北京的西边是太行山脉、西山拱卫,北边是太行山、军都山,形成一处半圆形山湾,东北部就是著名的北龙燕山山脉构成的天然屏障。

 

北京就建筑在这太行山和燕山两条山脉交会之地,永定河与潮白河之间的永定河冲积扇平原的顶端,跨越山麓和平原、丘陵之地,在沧海之畔的永定河古渡口之上,南临大河。

太行山自北向南奔腾而来,燕山蜿蜒曲折,像两条巨龙守卫着京师。东边是潮白河、温榆河,西边是永定河、小清河,自西北向东南,绕城蜿蜒流淌。雄浑的桑干河夹杂着大量的黄土高原的泥沙呼啸而来,与来自蒙古草原的洋河汇合,在北京地区形成浩浩荡荡的永定河。

 

北京北面、西面、东北面三面高山环绕,形成天然屏障,拱卫着这座气势非凡的文化古都。北京北扼居庸关,右耸太行山,左面是沧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

2.北京在元朝以前风水并不完整

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先后有燕、前燕、大燕、辽、金、元、明、清8个朝代建都在这里。

从西周到唐代,北京称为蓟。自西周燕国算起,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蓟丘到周末的燕都,从唐代的幽州城到辽代的燕京,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到北平、北京,八朝古都,数百年的兴衰繁华。

西汉时,北京地区称为燕国、燕都、涿郡、幽州、广阳国、广阳郡。东汉时,又称为上谷郡。隋时称为幽州、范阳,唐人称为渔阳。辽代时,正式改称为燕京。金代称北京为圣都、中都,元代称为中都、大都。明代时,称为北平、北京,清代改称为燕京。民国时,称为京都、北平,1949年以后,称为北京。

周武王封功臣召公奭于燕地,北京成了燕都邑,时称蓟城,城址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乡董家村。当时营造的蓟城呈长方形,东西850米,南北600米,城墙都是用细土夯筑而成。早期的蓟城城墙十分独特,分为三个部分:主墙、内附墙、护城坡。这是为了有效的防御和自卫。燕王在燕都蓟城营建了辉煌壮丽的宫殿,著名的有宁台、元英宫、燕昭王建碣石宫,筑黄金台,招纳天下英豪才俊。

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鲜卑贵族慕容傍统兵打败了大将石季龙,占领蓟城,建立前燕,作为燕都。前燕正式建筑太庙、宫城、正阳殿。

隋唐时,北京称为幽州城,城墙高大结实,四面设门,南北7里,东西9里,周长32里。

五代时期,刘守光囚禁他的父亲,夺取幽州城,建立大燕,以幽州城为都城。辽主耶律德光升幽州为燕京,就是辽南京。燕京墙高三丈,墙厚一丈五尺,城周36里,四周设8个门。辽燕京城店铺林立,十分热闹。大内位于燕京西南,宫室楼阁鳞次栉比。著名的宫室包括永兴宫、积庆宫、兴圣宫、延庆宫、太和宫、延和宫、长春宫、永昌宫、延昌宫、长宁宫、洪武殿、昭庆殿、元和殿、临水殿。金王完颜亮改燕京为圣都,不久改称中都。金中都在辽宁省燕京城址上仿北宋汴京宫室规制大规模营建,由汉人张浩、孔彦舟主持。征用民夫一百万,历时三年,中都建成。金中都城分三重:大城、皇城、宫城。金中都宫城位于大城正中。宫城前有千步廊,正门是通天门,门楼系琉璃瓦顶,高8丈,深11间。宫城中主要宫殿有仁政殿、仁政门、大安殿。

这说明,地理是形成风水的基础,没有风水的理念,大地就是大地本身;正如青菜没有会做菜的,它就是青菜而不是加工后的熟菜。

3.元朝:北京风水脱胎换骨,成为古都的设计思想

元世祖忽必烈灭金后,决定在北京定都,便命太保刘秉忠堪舆北京风水。北京的外局与大势适合建立都城,但具体到大内宫殿建设,还需要更缜密的风水理论做指导。刘秉忠就带了他的弟子郭守敬、赵秉温遍访北京山水,最后决定舍弃在北京西侧的金朝中都旧址,重新堪定龙脉正穴。

 

 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府即蒙古汗位。四年后,忽必烈下诏升开平府为上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颁诏,以燕京为中都。至元八年,忽必烈建元。第二年,改中都为大都。

元大都系三重城结构:大城、皇城、宫城。元大都大城周长60里,城呈长方形,四周城墙设门11座。城墙都是用上好的细土夯筑而成,坚固结实,墙基厚度达24米,土中间夹杂永定柱和纤木。城墙上部有半圆形瓦管,用以排水。城墙外表覆以芦苇编成的草席。大城城墙四隅建有巍峨的角楼,城外还设有墩台。

元大城内前为宫殿,后为坊市,五十条街坊错落有致,星罗棋布。大旅游家马可·波罗来到大都,置身于一片繁华之中,不禁由衷感叹:“大都城实在太美了,城市布局这样巧妙,我简直是无法形容、无以描述!”

这里穿插一个故事,金朝在营建中都时,为了宫殿的主山(靠山)绞尽脑汁,这时有“望气”者说,蒙古境内有座小山,王气积郁,紫光迸现,怕要出什么帝王,应该把这座山移到中都来壮大金的王气。于是就把那座小山搬到了太液池,取名“琼华岛”,成了中都的靠山。没承想,这一搬,倒把蒙古王忽必烈的王气引到了中都。元朝建立后,忽必烈闻听王气是金朝自己搬请来的,大喜,改称琼华岛为“万岁山”。

具体到元大都的建造,刘秉忠认为:“山有形势,水有源泉。山是根本,水是血脉。”应该“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方成大业。”

师徒几人通过踏勘,最后认为燕山山脉是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西山的玉泉山才是未来大都的祖山,龙脉由此生发才对。那么,龙脉的象征是什么呢?就是玉泉山的水。把水引向新建的京城和皇宫,使其王气凝结,乾坤自可安定。

如何把玉泉山的水作为龙脉引导到京城和皇宫呢?刘秉忠采用了一明一暗两种方法。明,就是开凿河道引水。于是从玉泉山开始经今太平桥南行、东转绕至今西门,过今中、南海之间,将玉泉山水引到了皇宫正门的围桥“周桥”,再向东,至通惠河(就是大运河),开凿了一条河道。由于此水引自西方,五行中西方属“金”,所以称作“金水河”。那么皇宫的青龙从何而出呢?刘秉忠将什刹海、积水潭的水引到今南、北河沿,出文明关,绕宫殿东侧,也一直引到了通州的通惠河。这样,皇宫的“青龙”就出现了。暗,则要做水文调查。刘秉忠通过山向走势和地壳结构分析,找到了玉泉山地下水向东流经的方向,以此为脉络,找到了下游的“龙泉”,并堪定太液池正穴,决定在此营建“大明殿”,并围建大内,营造宫殿。

为了证明此处龙脉的正确性,有三个例证。一是紫荆城内传心殿的大庖井,是宫内年代最久远的水井。无论天气多么干旱,井水不升不降,后世皇帝供奉“龙泉井神”即在此。元代是专供皇帝饮用的井水。这就是刘秉忠堪到的“龙泉”。二是清代乾隆皇帝曾经做过全国水质调查(即用金斗称量,并调查周边人口体质,得出结论),证明此井水仅次于玉泉山水,说明它的泉脉源于玉泉山。三是故宫博物院建造地下工程时,开挖很浅就水流不止,并发现了柏木桩,进一步揭示了“龙脉”的存在。这条“龙脉”的地下流经方向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经故宫内的慈宁宫,至箭亭,向南,再向东,至大庖井,再向东南奔东华门,再向东流经王府井的“井”,到十王邸。慈宁宫东侧就是就是元朝大内的大明殿,说明大明殿即是“龙穴”。

4.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风水更加完美

明朝燕王朱棣选定北京为都城,他既要用此地理之气,又要废除元代的剩余王气。当时的风水师便采用将宫殿中轴东移,使元大都宫殿原中轴落西,处于风水上的“白虎”位置,加以克煞前朝残余王气;凿掉原中轴线上的御道盘龙石,废掉周桥,建设人工景山。这样,主山(景山)–宫穴(紫禁城)–朝案山(永定门外的大台山“燕墩”)的风水格局又重新形成了。由此可见风水的中轴线在过去是如何的重视。

 

北京风水格局的内局,更为细致。她严格按照星宿布局,成为“星辰之都”。

中国古代将天空中央分为太微、紫微、天帝三垣。紫微垣为中央之中,是天帝所居处。明朝皇帝将皇宫定名为“紫微宫”(紫禁城之名由此而来)。当时的建筑师把紫禁城中最大的奉天殿(后名太和殿)布置在中央,供皇帝所用。奉天殿、华盖殿(中和殿)、谨身殿(保和殿)象征天阙三垣。三大殿下设三层台阶,象征太微垣下的“三台”星。以上是“前廷”,属阳。以偶阴奇阳的数理,阳区有“前三殿”、“三朝五门”之制,阴区有“六宫六寝”格局。

 “后寝”部分属阴,全按紫微垣布局。中央是乾清、坤宁、交泰三宫,左右是东西六宫,总计是十五宫,合于紫微恒十五星之数。而乾清门至丹阶之间,两侧盘龙六个列柱,象征天上河神星至紫微宫之间的阁道六星。午门在前,上置五城楼又称“五凤楼”,为“阳中之阴”。内庭的乾清宫为皇帝寝宫,与皇后坤宁宫相对,在寝区中的乾阳,为“阴中之阳”。太和殿与乾清宫,虽同属阳,但地理有别。太和殿以三层汉白玉高台托起,前广场内明堂壮阔。而乾清宫的前庭院,台基别致,前半为白石勾栏须弥座,后半为青砖台基,形成独特的“阴阳合德”的和合。

北京城凸字形平面,外城为阳,设七个城门,为少阳之数。内城为阴,设九个城门,为老阳之数,内老外少,形成内主外从。按八卦易理,老阳、老阴可形成变卦,而少阳,少阴不变,内用九数为“阴中之阳”。内城南墙属乾阳,城门设三个,取象于天。北门则设二,属坤阴,取象于地。皇城中央序列中布置五个门,取象于人。天、地、人三才齐备。全城宛如宇宙缩影。城市形、数匹配,形同涵盖天地的八卦巨阵。

故宫风水中轴线上的建筑:永定门–箭楼–正阳门–端门–午门–内金水桥–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天一门――银安殿――承光门――顺贞门――神武门――景山门――万春亭――寿皇门――寿皇殿――地安门桥――鼓楼、钟楼。建筑轴线十五里,是世界之最,也体现洛书的方位常数十五之数。

由于历代政府对北京(故宫),加以保护,特别是解放后,中央政府将故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使故宫成为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历经五个世纪的古都。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是完全在中国风水理论指导下规划建设的,处处寓涵风水思想,是风水学的典型实物例证。

5.乾隆皇帝巧妙布局北京风水

1)确定风水中轴线而定风水格局。风水中轴线乃城市风水的坐向,坐向已立则吉凶生焉。除历代帝皇的风水建筑布局外,经清乾隆皇帝巧妙布局,其风水特色跃然纸上。沿景山布”子午线”而完成中线格局之风水布局,束龙地势发脉起于西北之西山,由北而南成一孤形环抱北京城,其气势之大确为”风水学”之城市布局的杰作。

 

2)阴阳五行来布局。乾隆皇帝把北京城四周以”五行”之物布局连线,发挥风水之效果。东方”甲乙”属木,就立朝阳门外的大木;西方”庚辛”属金,即建一口大钟于大钟寺内;北方”壬癸”属水,即以昆明湖名之;南方”丙丁”属火,即以良乡塔之红土名之;中央戊己土,即以景山为中央站。

 

3)与天地相合而布局。北京城墙方正、街道平直宽阔,河道、桥梁、地沟等之建设布局为古都之首。其祭祀多用各种祭坛,如”日,月,天,地,先农,先蚕,社稷”及太庙,文庙等,其中”垂教天下”、“君临天下”、“与天相合”含义,均具有民族文化特色和风水上的深意。

 

   紫禁城内为了配合天罡地煞之类,用卅六数作三米直径之金缸,以防祝融水灾及天火下降,又用七十二数作井泉,其各个装点之位置。

 

吃喝玩乐,北京人跟别的地方的人没什么不同。但要说老北京,就得”吃喝玩乐”这四样都带着范儿。您要问什么范儿?懒范儿。 

 

胡同串子之闲暇一天路线: 

紫竹桥的官园花鸟鱼虫市场:这个不用说了,老辈儿人有在这地方一泡泡一辈子的。现在搬了,但是玩意儿多了。跟摊主聊聊就能侃出不少知识,一只蝈蝈能嘚吧一多钟头。注意,这市场叫官园,但不在官园。

 

潘家园旧货市场吃亏上当游:要说吃亏上当,这都是手欠心痒惹出的事儿。不怀着淘宝的心态去转,看上旧家具旧摆设旧书旧报,保不齐就想起那旧人旧事,甭管买不买都是个好去处。

前海遛弯,西海钓鱼:早年间筒子河也让钓,后来各大公园都不行了,城里能钓鱼的也就这儿了。不图钓上来多少,就图个清静解闷儿。来后海扎堆儿凑热闹的外国人和外地人都不来前海和西海,因为不认识路。

 

胡同串子之文体娱乐一天路线: 

什刹海滑冰:70年代全中国最in的社交场所,无数顽主和红二代玩管叉飞菜刀的地方。现在玩起来也是风生水起,时不时有5、60岁的大爷一身皮夹克飒爽滑过身边。滑完了别上后海岸边的酒吧,上去了就土了,一定要腿儿着步行至地安门路口的豆汁儿店就餐。

东单街球:适合年轻小伙子,但我也见过30来岁的老炮儿,出手贼准。注意别跟大兵打,容易受伤。

台球保龄:这东西不费体力,且行为低调,受到广大北京籍宅男欢迎。地点遍布城区各个角落。

扯蛋:这个也分两种:自己扯和听别人扯。二两牛二下肚是基本要素,地点不限,挑朋友。

听相声:这个大家都知道,德云社,嘻哈包子铺,还有各区文化馆的周末相声会。

听评书:这个推荐崇文区文化馆周五晚的王玥波说《聊斋》,绝对的老北京风韵,幽默风趣吐字清晰。

 

胡同串子之北京佛教文化浸淫游: 

内八刹:柏林寺,嘉兴寺、广济寺、法源寺、龙泉寺、贤良寺、广化寺、拈花寺

外八刹:觉生寺、广通寺、万寿寺、善果寺、南观音寺、海慧寺、天宁寺、圆通寺

三山:云居寺、潭拓寺、戒台寺

 

这几个都放在一起说,因为都是在北京有超过300年历史的古刹名寺,有的有上千年历史。无论是建筑还是石刻,壁画,佛像,文物古迹,残垣断壁,都是北京一千多年风雨的见证。北京历史上几度浮沉,佛寺也随着荣败兴衰。 

有些地方,连新北京人都没听说过名字,就更别想说有外地旅行团去啦。 

注意一点,这里面没有雍和宫,没有碧云寺,也没有八大处,所以没有假和尚。 

 

胡同串子之北京怀旧游: 

电车怀旧游:北京有一帮年轻人,最喜欢以前在北京街面儿上驰骋的各种电车,如数家珍。请自行google他们的论坛,现在仍然有各种活动。

火车怀旧游:京西有大量的废弃线路和半开放线路,跑着或曾经跑着被淘汰的绿皮慢车。几年前论坛上的一篇文章都快把我看哭了。铁路和火车是个怀旧的好题材。

胡同怀旧游:应该是不剩多少了,南城虽然集中了大量的胡同和大杂院,但由于外来人口众多,环境逐渐恶劣化,失去了逛胡同的意义。而鼓楼锣鼓巷一带的胡同,商业气息又过浓。我推荐东城西城的部分硕果仅存胡同,有的甚至还有胡同副食店和小卖部。什么都不干,走一走也是好的。

 

胡同串子之北京美食游: 

 

各种小吃:牛街、劲松-潘家园、天坛北门、东四-东四十条、西四等地聚集了大量的北京小吃和特色餐馆,但普遍卫生状况较差,本着眼不见为净的态度,我都是包里自备黄连素。但为了喜欢的味道和吃食,值了。此项建议参考google,但请自行忽略其中南锣、王府井、西单等坑爹场所食品。五道营?工地啊那儿是。

朋友家聚餐:别人家的饭香,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交几个好朋友(饭馆老板尤善),美食不断顿儿啊。

上我家蹭饺子:我老妈的饺子可以轻松击败馅老满、秀才家、老边、大清花,但是一般空着手儿来不让进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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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第一部电影产生予十九世纪末的欧洲,但类似电影的艺术,在我国却可以追溯到电影问世之前的数百年。当时北京流行着一种灯影戏,其演出方式有点象现在 的皮影戏。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在位时灯影戏传到波斯、阿拉伯和土耳其一带。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中国灯影戏传入法国,先后在马赛和巴黎公演:乾隆四 十一年(1776)又传到英国伦敦。       

    照相技术的逐渐成熟,为电影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西方的发明家又从灯影戏的演出方式中得到了启发,结果“电光影戏”,也就是电影在西方出现了。 1895年在法国公演了第一部电影。       

    电影几乎刚一出现,它的发明者就看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它的一个广泛的市场,并且马上把它输入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由于清政府的昏 庸,电影从一开始输入就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的。外国摄影师首先在北京拍摄了《义和团在北京的屠杀》等反动影片。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在北京“文睨茶园”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北京最早放映的电影。影片穿插在“戏法黟、“焰火”等游艺杂耍节目中。1897 年9月5日上海《游戏报》记载了当时放映电影的情景:“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影戏中一人灭烛就寝,为地瘪虫所扰,掀被起而捉得之, 置于‘虎子’中。状态令人发笑……种种诡异,不可名状。”    

    当时看电影者多数为老百姓。新奇有趣的电光影戏吸引了北京广大观众,而以打磨厂“天乐茶园”人数为多。这是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影院,放缺的是商人林祝三从外 国带回的影片。放映电影较出名的场所还有大栅栏“大观楼”、西单“文明茶园”、东安市场“吉祥戏园”等。当时的影片多为十几分钟的短片。放映休息时,老板 派人收钱。放映时,场内异常混乱,做小买卖的、扔“手巾把儿”的满场可见。  

    1904年慈禧太后在北京过七十寿辰,特在清宫放映电影。由于磨电机的毛病,仅放映三本就发生了爆炸,清官大臣何朝桦当场毙命。电影也被认为是不祥之物而在宫内禁演。    

    电影在中国的巨大潜力也促使一些中国商人自己开办电影公司摄制影片。中国人自己拍摄的最早影片要算大栅栏丰泰照相馆在1905年拍摄的戏曲片《定军山》。 该片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后来,实力雄厚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也随后拍摄了梅兰芳主演的《天女散花》和《春香闹学》。 (文章来源:燕都杂志    作者:杨桦  任自斌)

    妙峰山全名“莲花金顶妙峰山”。在北京西北,距京西三十五公里,其中有十几公里的山道。
    妙峰山是西山北麓的主峰,海拨1200多米,山顶有数十座明末清初建成的庙宇,有灵感宫,即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庙。供奉着以“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为首的五位娘娘,即子孙娘娘、送生娘娘、斑疹娘娘、眼光娘娘,地藏菩萨、药王、广生(文生)、财神分别在她们的左右和座下供职。建筑规模宏大,背山面谷。山门以内为香池、天仙圣母碧霞元君殿、金顶、白衣大士殿。右为三教堂、广生殿、五圣宝殿、释迦牟尼殿。左为财神殿、王三奶奶殿、华佗殿。相传王三奶奶是天津郊区一农妇,会行医、占卜,方圆几十里老乡多有求于她,很受人尊重。有一年王三奶奶来妙峰山进香,不料在进香时突然圆寂,后来天津各界同仁捐款在妙峰山为王三奶奶修庙塑金身。
    灵官殿供奉着“灵官元师”,为此处的护山神。庙会期间各路民间花会在灵官殿报到。此处另外建有“三仙姑”和“傻哥哥”殿。金顶供奉着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四大天王为他保驾。另外还有白衣大士殿、菩萨殿、关帝庙等。
    妙峰山主峰近旁有一组山石,绝☆参天,远视如莲,中有一突起的巨石,经阳光一照,反射出金黄色,故名莲花金顶。相传康熙年间这里的娘娘“显圣”,皇帝敕封妙峰山为“金顶妙峰山”,从此香火更加旺盛。
    每年旧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日,妙峰山开山半个月。京都的善男善女们都去进香朝顶。北京西北大道上,日以千万计的香客络绎不绝,有的以黄布包头,有的头戴“朝山进香”大红绒字,边走边喊“虔诚!”《燕京岁时记》载:妙峰山“每届四月,自初一开庙半月,香火极盛”。“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
    妙峰山香客主要来自京津、保定、张家口一带。
    妙峰山金顶的庙会,每年两次,“春香”是从旧历四月初一开山至二十八日封山,四月十八日为元君诞辰,达到高潮。“秋香”从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一日,因多而且热,远不及“春香”,只是京郊的乡人,在此举行赛会,外地人来的很少。
    当年进香朝山的路线很多,但主要有五条。《燕京岁时记》:“进香之路,曰群日多。曰南道者,三家店也;曰中道者,大觉寺也;曰北道者,北安河也;曰老北道者,石佛殿也。近日之最称盛者,莫如北安河。”从北安河出发,经骆驼石、“傻哥哥”喜神、金山寺、“瓜打石”、“三瞪眼”、“平三里”、“妙儿洼、瑰瑰谷至涧沟村。此系景致最多的一路。
    当年上妙峰山进香,有一步一揖,三步一叩首;有的竟以背鞍、滚砖、镯镣、耳箭、悬灯等方式朝山,表示虔诚。其中,背鞍是背系马鞍,项戴元宝锞串,葡萄跪地爬山,表示“自变犬马”,以赎已罪”;镯镣是穿着红色“罪裙”,自带镣铐朝山;更有甚者,莫过于悬灯,方式是两手腕缠皮挂腰间两杆,以支持灯笼。这种朝山方式难度大,除非是老朝山香会的首领,一般人是办不到的。据说,这些大都是为父母的病而许愿、还愿才这样做的。
    但是,另有一种享乐型的朝山者,多半是一些达官显贵、富豪的游览者。他们乘车至山下,然后改乘二人肩椅,谓之“爬山虎”。奉宽先生在《妙峰山琐记》中有这么一段描写:“有山舆,乃一圆椅,上施人字帐,唾盂、布拂皆具,四人舁之行,名‘爬山虎’。”还有凌驾于众香客之上的娘娘妃子们,坐着黄轿而来。她们为了抢烧头股香,叫所有香客为她们闪路让道,众香客都得在路旁下跪,诚是未从朝神先朝圣。
    妙峰山进香为民间自发的活动,有众多民间社团参与协作。这些组织称为“香会”,香会又分为“文会”、“武会”两种,而“武会”亦称“花会”、“走会”。让廉《京都风俗志》:“城内诸般歌舞之会,必于此月登山酬赛,谓之‘朝顶进香’,如开路、秧歌、太少狮、五虎棍、杠香等会。其开路以数人扮莲头涂面,赤脊舞叉;秧歌以数人扮陀头、渔翁、樵夫渔婆、公子等相,配以腰鼓手锣,足皆登竖木,谓之‘高脚秧歌’。太少狮以一人举狮头在前,一人在后为狮尾,上遮阔布,彩色绒线,如狮背皮毛状,二人套彩裤作狮腿,前直上、后伛偻,舞动如生,有滚球戏水等名目。五虎棍以数人扮宋祖、郑恩等相,舞棍如飞,分合中式。其杠香一人,扮☆头玉带,横跨杠上,以二人肩抬之,好事者拦路问难,则谑浪判语,以致众人欢笑。凡此等会,以曾经朝顶进香者为贵。”
    当时,来自北京的各种“走会”,有鞍子巷、铁匠营、北新桥等处的开路(耍叉);有海慧寺、罗家园、义顺同祥以及永乐同春老会的五虎少林棍;中顶、角堡、白纸坊的大鼓;弘寺、官庄、高庄、合义同春老会的秧歌;冰窖厂、草厂、缸瓦市的杠子;排子胡同的双石头,马连道的天平;“万里云程老会”的踏车;“五城子弟”的清音;方砖厂、西猪市、黑塔寺的狮子。此外还有礼部的大执事。他们均系慈善家出资组织或赞助,参加演练者亦系义务“助善”。
    进山朝顶的多由北京市内出发,且走且练,文场在前,鼓钹齐奏。后有大车数辆,上载被褥、芦席、粮米、炊具、水桶、壶碗等。走会的眷属多坐在车上压车。车前有多面三角杏黄旗迎风招展。并多有壮汉,各穿黄色号坎,上缀某某老会字样,黄布套裤,白布袜,青布洒鞋,光头,精神百倍地挑着圆笼,行走在大车前头。沿途遇有庙宇,文场就打起“参拜”的鼓点,然后,再打“起驾”的鼓点。遇有茶棚,会头便上前打招呼,互相高喊“您多虔诚”。这些老会,例年都参加妙峰山庙会,秩序井然。沿途市民围观,热闹非凡。
    进香一般有程序,有沿路祠祀、众火落宿、登山、报号、朝顶、进香、回香、酬山等过程,听以来往需数日。尽管如此,朝顶进香者依然人山人海,浩浩荡荡,无首尾之分。到了民国时期,依然如此。《旧都文物略》:“四月妙峰山之娘娘顶,则香火之盛,闻于远迩,环畿三百里间,奔走络绎,方轧叠迹,日夜不止。”山道还时常延伸到依山而建的其他寺院或散居的民房之中。道旁两边有条式茶棚、商摊以及集市,行商击鼓敲锣,以招来客。涧沟村,又名三岔涧,位于妙峰山脚下,由于它是一个较大村落,又居北道、中道、南道三条进香路线交汇点,南北进香赶会的人很多。村内东西大街主要干线街道、商贩、商摊也多集于此,商品多样,叫卖不停。街道北部是行商坐贾的铺面商户及食品小摊,卖水售物。在街道南人口处,有戏台,台上演员穿红戴绿,束发涂脸,在锣鼓声中,行腔运气,进行精彩的表演。在路南还有不少从三条山道上来的香客,有扛灯的、背包的、挑担的、骑马的、步行的。路北更是挤满了纵横交错的茶棚、茶摊和一些临时搭成的简易式焚香祠龛。许多棚堂门外,还高挂旗幡、香灯。茶棚一般是用苫苇或帆布结扎而成,一端多用支帐挑起做出口处,有的则在圆筒形棚中间,翻卷或挑起一处为通道。很多茶棚都是倚门设灶,灶上置灶锅,旁边还放有种类不同食物。只有个别在棚外搭灶,其上置长嘴高柄大茶汤壶,供应开水。金受中《北京通》记载妙峰山一路茶棚很多,如松棚茶棚、缝绽会茶棚、修道路灯、苇子蒋茶棚、磕头岭茶棚、大风口茶棚、鲜花洞茶棚、牟尼石河茶棚、双龙岭茶棚、车尔营茶棚、老爷庙茶棚、玉仙台茶棚、庙尔洼茶棚、金山庵茶棚、清福观茶棚、朝阳院茶棚、向墙茶棚、萝卜地茶棚、上平台茶棚、德善同仁茶棚、寨尔峪茶棚、仰山寺茶棚、孟尝岭茶棚、药王殿茶棚、南庄茶棚、水泉茶棚、樱桃沟茶棚、十八盘茶棚、桃园缝绽茶棚、西北洞茶棚、三家店茶棚、陈各庄茶棚、八里庄茶棚……,从山上至山下,沿路茶棚到处都有。


    各路山道都有为香客服务的各种善会。每距五六里即有茶棚、粥棚,可供临时食宿。善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一、开山老会:专门负责修路。每年三月中,他们就开始进山修路,打平浮砂,扫除浮石。
    二、燃灯老会:负责香客晚间进香路途的照明。每年四月初开始在沿途架起路灯,并为香客提供大批纸灯笼、蜡烛,路灯则有专人负责点燃和熄灭。
    三、粥茶老会:进香途中,遍设粥茶棚,多数是免费为香客施送粥茶、馒头。香客进棚要先“参驾”,拜娘娘,然后才可随意取粥茶食用,或临时休息,或临时住宿。
    四、缝绽老会:由城内的靴鞋行业组织起来,多在茶棚、山道旁等候,凡香客有鞋破者,缝补盖不收费。
    五、巧炉老会:由京城内锯碗盆、修锅补壶的小手工匠组织而成。大多从四月初四起,边朝山、边沿途义务修理各茶棚的破损器具。
    六、拜席老会:每年均备有若干新草席施给茶棚,供香客瞻拜、休息用,以及供各茶棚随时修补之用。
    七、献盐老会:备有大批官盐,在山道各茶棚中,以备茶棚应用,及善会有施助者在茶棚中可随时用饭,故盐茶是山道香客最为需要的物品。
    八、盘香老会:此会备有各种大盘香。除自供以外,并在沿途各茶棚悬挂,每盘可燃点数日。
    各善会均有自己严格且具体的《会规》,以约束会员,一般为如下几条:所有香客在朝山期间,“不准拥挤、喧哗、玩戏;不准沿途摘取花果,不准食荤饮酒,不准淫词、口角”,有人违犯“如失善道,不成体制,即除名不算”。
    妙峰山开庙期间,各条香道两侧,以及香客经过的村庄,到处还有出售香、纸、蜡烛的小贩。山上山下还有很多卖桃木拐杖、草帽、草编玩具、红绒福字、蝙蝠以及当地土产品的农民。朝顶后回家的香客都要买根桃木拐杖,据说桃木能驱邪。买一朵红绒福字戴上叫“带福还家”。有的“进香”回来,敲锣打鼓地走在城里的大街上。挑圆笼的、坐大车的,都是白布小褂黑对襟夹袄,敞着怀,白毛巾包头,插着妆金大红绒花。有的插着大红绒花,一边耍叉一边走,钢叉在他身上绕来绕去,哗哗乱响,一路归途真不知赢得了多少喝彩声。
    妙峰山娘娘庙,抗日战争时被毁,八十年代末又恢复,1993年起,已办了五届传统庙会。1999年5月15日(旧历四月初一)妙峰山庙会将吸引更多的游人。 

    1.土地庙
    土地庙在宣武门外下斜街(原名槐树街)南口内路西,始建于元朝。原有大殿三层,从有庙会起,只剩前面一层殿,内供土地爷、土地奶奶,后面两层殿则由一工厂租用。前清旧历每月逢三(初三、十三、二十三)开庙。民国后改为阳历每月逢三开庙。为五大庙会之一。
    清末民初,土地庙内仍有香火。三十年代以后,逐渐转化为纯商业性的集市。该庙因地处外城,与左安门、广安门接近,故庙期很多农民前来购物。子鸿的《燕京竹 枝词·土地庙》一诗说:“柳斗荆筐庙市陈,鸽市花厂点缀新。绫罗布衣皆出卖,往来皆是购物人。”据《燕京杂记》载:“月之逢三日,聚于南城土地庙,凡人家 具用等物,靡不毕具,而最多者,鸡毛帚子,短者尺余,高者丈余,望之如长竹茂林。”其中,木器、藤器是属于特有的商品。看来,与东西两庙略同。不过,因庙 院狭小,在此献艺的不多,商贩们多在庙外下斜街两侧便道上设摊。
    庙期,丰台一带的“花儿匠”,都用排子车拉着各种花草到此集市。据《六街花市》载:“桃有白者,梨有红者,杏有千叶者,索价恒浮十倍,日昳则虽不得善价亦售矣。”
    2.花市
    崇文门外西花市大街火神庙,正名火德真君庙。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为神木厂悟元观下院。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重修。清代旧历每月逢四 (初四、十四、二十四日)有庙会(1922年以后改用阳历逢四)。后来火神庙香火断绝,庙会遂演变为纯商业性的集市。但火神庙仍一直是花市集的中心。
    花市集的花有二,老北京人谓此“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是假花;另一为鲜花。但花市集乃是由于假花而得名。《燕京岁时记》云:“花市者,乃妇女插戴之纸 花,非时花也。”假花一名“象生花”,一般称为“通草花”。通草即灯芯草,茎体轻,空心,用它加工成通草片,巧制成花朵,便是最初的装饰假花,因而有“京 师通草甲天下”之誉。后来发展为纸花、绫绢花、缎花、绒花,形成一种专门行业。据《旧都文物略》云:“造花之原料大体为二:曰绢类,曰纸类。绢类中有绫、 绢、缎、绸、绒之分,纸类中有羊毛太、粉莲、通草及隔背之分。其造法有用模者,有用杵者,有用麻绳者。分工作业,有作叶子与作花头之分,又有作花与攒花之 别。作花者,指作叶与作花头而言;攒花者,指各铺零星买来花叶、花头、攒合成品而言。又分粗、细二派,作细花者,意匠经营。”
    清末以来,东花市大街一直是假花生产、销售的中心地点。凡经营此业的,都前设门市售卖,后设作坊制造。东花市一带,北从小市口两侧,中下头、二、三、四条 直至虎伯劳口;南从南小市口两侧上下堂子、上下宝庆、上下锅腔、上下唐刀直至元宝市,多数家庭都从事这种假花的生产。据抗战前不完全的统计,以上各街市花 庄及住家营花业者,约在一千家以上。此外,东花市一带,以灶君庙为中心,仅这半条街就设有接待花行客商的旅店十几家,每家都标明专业,如泰和花店、德兴花 店等,招徕四方,安寓客商。
    清末民初,花市集较为繁盛。但假花之市却仍固守不成文的规定,只在午前集市,地址限于羊市口以东,即东花市。每于凌晨,卖花者便将插满五彩缤纷的绫绢绒花的花匣(用细秫稭和竹篾穿成板状,插于长方形匣壁,外糊东昌纸或麻呈文纸)。摊在板凳上,进行展销。
    远近花客赶市趸货,除细活绒绢成朵花外,其它通草、绫缎、纸制的大路货,为运输携带方便,大都购买半成品,运回去再分类攒成整花出售。假花不仅远销苏杭, 而且争艳于巴拿马,连外国朋友也盛赞“京花”,争作帽饰。彼时妇女以头花为主要装饰,满头珠翠,还要配上几朵鲜艳的花儿,这样才能显出精神来。如新嫁娘, 在绒凤冠尚未普及之前,讲究“排头”,即用绒绢花朵喜字排满头顶。给亲友贺喜、拜寿的妇女,为取吉利,烘托气氛,都要戴两三朵绒蝠喜字,连老太太的发髻上 也要插一朵小红石榴花。至于小姑娘抓髻上的围花,辫子上的飞花,更是曲尽其妙。民国后,时兴一种挂花,妇女们往往在旗袍大襟上垂挂一嘟噜带穗长花。逢年过 节,上供的蜜供、月饼也要插花,谓之供花,有的供花做成元宝或“吉祥话”,什么”招财进宝”、“福寿绵长”、“和合二仙”、“刘海戏金蟾”等等,花团锦 簇,增加喜庆色彩。如遇丧事,则又需要用于吊唁的花圈、花环、花篮、还有灵前的供花、灵花,满筵(俗称饽饽桌子)花顶,篮白孝花。真是无时、无处不需花。 彼时花业之盛可见一斑。
    鲜花市设在西花市西口路南的黄家店胡同里,此系一曲折狭窄之小巷,内有一广场。集日,花农、花贩们从草桥或左安门一带把花木用圆筐肩担或用排子车拉到这里 售卖。有各种树苗,有四时鲜花。春来,水仙花首先上市,接着,芍药、牡丹、月季、金盏、江西腊、艾荷尖、蝴蝶、一串红、晚香玉、红白石榴、百子石榴、万年 青、霸王鞭、仙人球、无花果等也陆续“出台”。夏天则从南方运来茉莉、米兰,称为“客花”。茉莉可以熏茶,还可以与玉兰花一起用细铜丝穿成花串,卖给妇女 们戴在胸前当装饰品。秋天则有桂花、菊花。旧历年前,花农们把在温室里精心培育的早熟品种,诸如:迎春、海棠、碧桃、腊梅等运来展销,供人们买去装点节 景。同时,住在黄花店的住户也都喜欢种植各种奇花异草,每逢集日,摆列于大门外边,供游人们欣赏。一年三季(除了寒冬腊月),这里都是满眼芬菲,姹紫嫣 红,生机盎然。
    花市大街店铺林立,西花市包括上四条一部分店铺在内、布铺、百货线店等“洋广杂货店”都到三、四十家。每逢集日,街上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别有一番景象, 满街摊贩,各自撑起遮阳伞,插放在有孔的石墩上。顶端横插两根较细杉木作为伞骨,上蒙帆布伞面,用绳子捆牢。这种遮阳伞是摊贩的必备用具。但这种设备携带 运输都不便,所以摊贩们不得不占据一定的地盘,把它固定下来。起初是遮阳伞,随后围起三面布帐子,再进一步垒砖砌墙,最后加上房顶,设置门窗。在当地官方 默许下,税契立户,由摊商变成了座商。这里自然形成了一个二道街,有如天桥、鼓楼的小市场,各个行业杂列其间,其中还出现一个书茶馆。当年著名评书演员王 杰魁曾在此说《三侠五义》,陈士和说《聊斋》。当然,这里更多的还是小吃饭食行业。如“切糕王”、“豆汁马”、“茶汤丁家”等小店以及豆■(左米右查) 糕、扒糕、粳米粥、大麦粥、驴打滚儿、“蒸儿又炸”等各种小吃。一些卖吃食的游动商贩,如炸豆腐、肉火烧、荤炸回头、素炸扁食等等,各有风味。本来,平日 这里就很热闹,到了集日,多数店铺、平日门市,集日出摊,一些久赶庙会的摊贩、如卖胡盐、(刷牙散)卖药糖的,甚至是医、卜、星相都有摊位,形成了城市墟 集所特有的风貌。这里虽不出售乡村习见的农具,但一般民用笸箩、簸箕、笤帚、锅、碗、瓢、盆、锛、凿、斧、锯等炊事用具、瓦木工具等仍是一应俱全的。
    火神庙外还有许多批发摊商,如梳栊篦子、发网发髻、条带网络、戥秤、算盘及化妆日用品等摊床均与上四条的东西观儿胡同内的商店、作坊有业务联系。
    由于当时京师养鸽子的人多,所以花市集的鸽子市应运而生。所售鸽子种类繁多,一般常见的有:点子、玉翅、凤头白、两头乌、小灰、皂儿、紫酱、雪花、银尾 子、四块玉、喜鹊花……其名贵的有:短咀、白鹭鸶、白乌牛、铁牛、青毛、鹤秀、蟾眼灰、七星等。据说还有极名贵的黄鸽,羽毛为金黄色,索价甚高。另外,人 们放鸽子时多好将竹哨拴在鸽尾,谓之“葫芦”或“哨子”。“葫芦”有大小之分,“哨子”有三联、五联、十三星、十一眼、双筩、截口、众星捧月之别。这里均 有出售。商标有永字、祥字、江利等,以永字为最有名。
    除了鸽子外,还有卖各种鸟、金鱼,秋来则卖蛐蛐、蝈蝈、油葫芦以及蛐蛐罐等玩物。
    解放后,花市集曾成为长期固定集市。


    3.白塔寺
    白塔寺在阜成门大街宫门口以东路北。始建于辽代寿昌二年(1069年),原名大圣寿安寺。因寺内有一座巨型藏式佛塔,故俗称白塔寺。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遭雷电击毁。明天顺元年(1457年)奉敕重建,赐额妙应寺。民国元年(1912年)重修。
    白塔寺庙会原为旧历每月逢五逢六开市,每月有六天庙会。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用阳历五、六两日。解放后,土地庙庙会停办,花市改为长期集市,故白塔寺改为逢三、四、五、六日开市,每月有十二天庙会。
    清末民初,庙会期间东起马市桥,西至宫门口西岔,吃食、耍货等地摊和肩挑小贩聚集在马路两旁。宫门口迤西路北有十几家估衣铺在门前设摊吆唤卖货,游人驻足围观,往往挤得水泄不通。
    白塔寺门前有卖冰糖葫芦的,卖卫青、心里美水萝卜的,卖大挂山里红的。还有用口哨唱着《十月痰迷》卖小花篮的。
    庙内头院东侧为卖山货日杂用品的地摊;西侧是卖年糕、切糕、豆面糕、江米藕的摊棚设座营业。
    庙的二院历来是民间戏曲的场地,先后有评书、大鼓、相声、戏法的棚子。三十年代,大殿石栏上有付士亭的乐亭大鼓和侯五德的梨花大鼓。石栏下边摆满了豆汁、豆腐脑、炸丸子、炸豆腐的小吃摊。
    二院东侧多是高摊,上支布棚,左右连成一片,能为游人蔽荫。这里售卖衣服鞋帽、洋袜子、梳头篦子、假头发、化妆品、花样子、绒花绢花。耍货(玩具)摊上摆 满了戏剧花脸、大头和尚、小马鞭、木刀木枪、搬不倒、兔捣对,八戒打木鱼儿、布老虎、泥嫁妆、竹蜻蜒、木坨螺、小钹小鼓……二门西夹道则售鲜花,四时各 异。白塔寺一向以花草、木碗称著。此外,还有卖花盆、花籽、鱼缸儿的。二门的台阶上往往摆着焊磁药、擦铜粉、胡盐之类的小摊。
    路西走廊之北,有两个茶馆,无庙会时也照常营业,平日主要顾客是拉房纤的和跑合儿的,每早聚此互听有关房产租赁、买卖的信息。中午散去。庙会期间,则有逛庙的游人在此喝茶歇脚。同时供应赶庙的商贩饮水,并代为保管物品,收些保管费。
    塔院西侧有块空地,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前后有许多民间艺人在此说书唱戏。张秀峰(艺名“小蜜蜂”)早年在此唱过西路评戏,后来改唱滑稽大鼓,以唱长篇 《刘公案》为拿手好戏,颇能叫座。阿阔群原在达子府花园赶车,后入曲艺界,亦在此说过评书《小五义》等。杨树林在此唱长篇乐亭大鼓《杨家将》、《呼家 将》。此外还有“全家福”一家子演的文明戏,“大妖怪”及其妻女的滑稽二簧,马贵宝的摔跤。解放后又有常荫泉的评书:《三侠剑》。兰剑舒边卖艺边卖药正 骨。何广珍以展览人体各种寄生虫的手法卖虫子药。还有些佚名艺人在此拉洋片,利用太阳光演小电影的。一些生意人在地上摆一铜盆或一马尾儿箩,让游人站在远 处往里投扔铜板,投中而不跃出者即可得奖。还有以铜鼓、洋号大吹大擂卖药糖的。同时不时从挤来挤去的人群中传来两声:“耗子药,专治耗子!”怪声怪气,引 人注目。
    塔院以北的空地上,几乎全是医卜星相之流,这里摆满了测字、相面、圆光(卜算寻人寻物)细批流年“诚演奇门”的卦摊。他们扮得非僧非道,招引游人。
    庙的后门元宝胡同是鸟市。这里卖鸽子、鹌鹑、鹰、鸟、兔、狗等家禽家畜。秋来卖蛐蛐、蝈蝈、“油葫芦”等秋虫。春天则卖小金鱼。此外,出售的还有鸽子哨、 鸟食罐、蛐蛐罐以及鸟食、鱼具等物。每逢庙期,一些鸟贩子及提笼架鸟之辈云集于此,进行交易。地窄人稠,如同蚂蚁盘窝一般。
    1960年后,白塔寺等各大庙会均被现代化商场所取代。白塔寺的山门处办起了副食商场。
    4.护国寺
    护国寺原名崇国寺,始建于元朝至元年间,为元丞相托克托故宅。明永乐年间曾赐予靖难功臣姚广孝。明成化壬辰年(1472年)赐名为大隆善护国寺。清康熙六 十一年(1772年)重修,改名护国寺。该庙因为座落在西城(西四北护国寺街),所以老北京人称之为“西庙”。
    该庙共有正殿三座,旁殿八座。千佛殿内供有托克托夫妇以及姚广孝的泥塑像。但因年久失修,到了三、四十年代,殿堂坍塌,几成废墟,仅存弥勒殿和最后一层的楼阁及两旁的配殿。
    相传原来西城的庙会在西四广济寺,因广济寺修缮,临时迁至护国寺。这里地面广阔,容纳摊位多,所以事后并未迁回原地。
    护国寺与隆福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市等五大庙会由来已久。清康熙年间是五大庙会鼎盛时期,甚至原有的报国寺等大型庙会竟被其取代。
    护国寺原为旧历逢七、逢八开放;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为阳历逢七、逢八开放。每届庙会期“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鱼虫以及 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燕京岁时记》)因此,城乡游人摩肩接踵,甚至在定阜大街一带清王府邸居住的贵族妇女也来此光顾。
    护国寺庙会从兴起至解放前,约有三百年的历史。历经沧桑,情况逐渐变迁,因时而异。现仅介绍晚清时护国寺庙会的几个片断。
    前清时,弥勒殿相当于厂甸庙会的火神庙。所售之物主要有三项:一是零星古董,诸如:朝珠、手串、小铜佛、铜镜、鼻烟壶之类;二是花梨、紫檀、镶有大理石心的罗甸的硬木家俱;三是练武、狩猎用的腰刀、剑、弩、铜吹筒等物。当时翎子张的腰刀摊,颇引人注目。
    天王殿未塌前,殿内有辛记等的玉器摊、首饰摊(多是两把头上的装饰品)十多个。经常有“衣香犹带御炉烟”的贵族妇女到此猎奇。“值当意之物,一诺千金,不吝其价。”
    殿外附近的摊子则卖些仿古文玩。(工艺品)烧料的烟壶儿、烟袋嘴儿、帽正儿、仿大明宣德的青花盖碗等,摆的满目琳瑯,美不胜收。尤其是云林斋的字画与这些 文玩一配,显得格外风雅。另外,德丰斋、冰玉斋的京装绢扇,作工精细,一直受到妇女们的青睬。那时,旗族妇女梳着大两把头走在街上,手执这种团形绢扇遮着 太阳,别有一番风度。
    殿廊下,有古今中外的书籍、字帖、拓本,有时市面上买不到的“孤本”、“珍本”,这里有时倒能碰上,而且价钱不太高。因此,也吸引了一些文人墨客。
    东西碑亭历来是书亭、画亭。这里不但有慈善家施舍治病偏方;还有善信弟子散发《玉历至宝钞》、《灶王经》、《太阳经》一类的善书,春节期间,这里挂满了《富贵有余》、《耗子成家》的年画,任人选购。
    碑亭前,有百本张,同乐堂等卖唱本。他们把一些木刻、石印版的唱本夹在粗小线上,然后将小线拉在亭柱上,以招来主顾。后来,又出现了一些外乡人背着蓝布包 袱到此卖唱本的。他们多是席地而坐,边唱边卖。有的拿一副竹板,有的只捡两块瓦片,敲打起来,唱什么《继母娘打孩子》:“光绪坐龙楼,福如水长流,四海民 安乐,禾谷根苗收。有一件新闻事,出在了景阳州。”唱几句吆唤两声“一个大一本,两大一本!”如果没人买就又接着唱下去:“离城四十里,地名叫刘家沟,此 人姓周,名叫周振楼。年少好行善,补路把桥修,修下了二儿,一个女娇流。”如一旦有人买,马上停下来,招待主顾。这种生意获利极微,故自称为“要饭的买 卖。”
    庙会上的戏曲、杂耍生活气息很浓,通俗易懂,形式多样,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但有个别节目未免有些低级、庸俗。
    晚清,西庙曾出现过驯兽表演,所谓“看海豹”。出现过大型马戏、杂技。但主要还是以撂地玩艺儿场子为多。当时有仓儿、王麻子的两个相声场子,以即兴表演, 临时抓哏为特长招徕听众,由于内容不太文明,所以听众多系男人,妇女自觉地不去观赏,偶有妇女站脚,他们便说:“老太太,我们这儿不说人话,请您上那边看 耍狗熊的去吧!”鸭蛋刘的戏法是叫座的买卖,那时讲究演什么吞长虫、吞宝剑、吞针、吞火、掏肠子埋起来,然后树个大旗杆等惊险、离奇的节目。
    当时,还有许多用白土子或大白在地上画个圈当场子的,谓之“画锅”。最吸引人的是大个王的太平歌词。他不是光唱《庄公劝善》、《韩信算卦》之类的传统段子,还自编与时事有关的新段子,如:《义和团火攻西什库》、《抢当铺》等。
    最招小孩喜欢的是拉大画儿,也叫西湖景。有的搭起布棚,挂一张大画儿,不能拉,里头有个男扮女装的人,边唱边扭。镜子是鱼鳞玻璃,往里一瞧,仿佛有十好几 个人。也有的在竹架上设大木箱,内设“八大篇”,外设活动走线,拴着锣鼓,卖艺的一拉,“此不■(左口右隆)咚仓”,叫作“元年儿领空”,不论什么画面, 都是那一套死词儿,除了《小寡妇上坟》就是《刘大人私访》,通常在开始时,先拉个序幕:“往里瞧,这第一片,来到了苏州大街你观上一观,一条大街长十里, 招牌幌儿挂在两边,钱庄、当铺两对过儿,茶楼酒馆紧相连。路南有座美人书寓,画栋雕樑好门面,楼上坐着听书的客,跑堂的过来又把茶端,有几个倌人会弹唱, 怀抱着琵琶定准弦,开口唱得是马头调儿,然后改了太平年。有张生来游寺,小小的红娘把信传。这么张玩艺瞧了个到,哎……(七不■(左口右隆)咚仓),拉起 一张您再慢慢观哪!哎……(七不■(左口右隆)咚仓)
    在这里做买卖、耍手艺的采用各种新奇的办法,招徕顾客。
    卖料烟袋嘴的手持小铁锤“用力”往货样子上砸,边砸边向过往游人喊道:“咱这货就是结实,不怕砸、不怕打……”偶一失手打碎了,他便找撤说:“我为的是叫大家看看这茬儿……”
    卖剪刀的为证实货的钢口好,竟用一把样品刀往燧石上打,打的啪啪冒火星儿,大喊:“您瞧瞧咱这刀的钢口!”
    卖布头的以天津口调大声吆唤道:“买来吧买来吧!天津卫,刚下火车的1关了门儿的货底子……”
    卖首饰的拿着一只镯子喊道:“买过的知道,戴过的认得!露出铜来给我拿回来……”
    更有甚者,粘盘子、粘碗的李九儿,用学驴叫、狗叫、群狗打架的办法招引游人。
    晚清,在这里卖野药的极多,经营方式也很特殊。
    有个老头,头戴毡帽盔儿,帽下掖一块纸,当帽沿儿,拉着一头脖子上带有铜铃的小黑驴儿,驮着一些药匣子,下边挂着大字布围:“天元堂黑驴眼药”。人少时采 取游动贩卖的方式边走边卖,如果人多拥挤,就在配殿廊底下停下来,而且把患者表示鸣谢,给他挂的布匾亮出来。从远处望去,好像土地庙。
    仁义堂孟家则拉个练武的场子,卖“百补增力丸”先耍一场飞叉,等把人招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时候,他才开始卖药,喊道:“千方容易得;一效最难求!”
    金回回是在塔院出摊卖膏药,他与那些拉场子卖艺,自称:“小弟是从镇江来”的卖药者迥然不同。他是在现场升起火来,坐上油锅熬药,往一块块红布上摊,公开“修合”。招人围观。自称是:“修合众人见,存心有天知!”
    还有一种卖虫子药的,搭个兰布棚,内设大长案子,摆出百八十瓶用酒精泡着的人体寄生虫,大半是人们所说的“混屎虫”(蛔虫)。据卖药的说,这都是吃了他的药打下来的。
    除了卖成药的还有卖草药的,什么旱三七、苦果、龙爪薑等,屡见不鲜。
    小孩转糖抓彩也是这里常见的买卖,尤其是春节,特别兴旺。
    在二院西配殿廊下,挂着一副绢裱大画,上端书三个大字“道德心”。下边画出十五个大格,每格各画《西游记》一景,如:《高老庄》、《流沙河》、《五庄 观》、《盘丝洞》、《宝象国》等,每景标志着得糖若干块,多的百块,少的数块。缝一布袋,内装小竹牌,标有西游各景,让人们抓了后对号领奖。做买卖的还要 以唱代替吆唤。例如:“三道儿钱,三月三;唐僧取经上西天,路过九妖十八洞,好难过的火焰山。”以吸引一些小孩来抓彩。这种转彩的相对说来,比较公道。
    有的仅仅摆一小筐,筐上插两根竹竿,架一铁丝,穿着许多小纸片,上面已用白矾水写好“得糖××块”,多者百块,少者数块。抓彩的可任意撕一纸片,往水盆里一放,就可以看到得奖数目。
    还有的小贩摆出各种奖品,诸如玩具、茶壶、茶碗之类的用具或食品。在木桩子上挂一圆盘,一拨可转,上边设指针,盘上画成格子,每格标出奖品名称。一个大钱 拨一回,转盘,停后,指针指在哪个格的线上,即可得到所标奖品。如轮盘停后,指针正指线外,则什么奖也不得,只象征性的给两块冰糖子儿。谓之“没白没 票”。
    最缺德的莫过于搞投球人格的,一些耍手彩儿的小贩们专蒙骗小孩。他们用木板钉一小橱,后背双层,成一斜坡,内有拦钉,从上口可将玻璃球投入,任其滑下,下 边设若干格子,每格设不同奖品,如:皮球、转花筒、口杯、不等。另空三格,谓之“白票”。凡参加此项转彩的,几乎百分之百地落入空格。这时,便有与之同伙 的假充游人,到此转彩投球,每投五个球,就有三个球落入大彩,以引诱顾客再次上当受骗。
    至于套圈,大约是民国以后的玩艺儿。其大致可为两类。一种是远距离的摊子,摆的东西十分阔气,近处有各种泥娃娃,中间的是纸烟,磁火柴盒、镜子,后边是玩 具大鞍车,最后是几个至十几个一落的饭碗(只套上最上边的就算数),让顾客在一米以外的地方去套。再一类则是小摊子光套纸烟,所有的纸烟一合一合地就摆在 人们的脚下,旁边立一牌,上书“不准哈腰”,叫人们站直去套。这样,藤圈有弹力,往往套上了还要折回来,人们往往可望而不可及。
    清代,庙会上常见的儿童玩具都是民间手工制品,但别有一种艺术风格。例如:哗楞棒儿、货郎鼓儿、婆婆车、击木、长虫变八卦、小孩钻罐子、七巧图、陞官图、 万花筒、吹筒箭、泥骰子,骨牌、小弩弓、宝盒、苍蝇笼、鸽子窝、琉璃泡儿、西湖景、瓦锅子、屁帘风筝、大鞍车、排子车、小沙燕、布老虎、胖小子、泥人、泥 马、模子、假胡须、鬼脸儿、大头和尚度柳翠、木刀、木枪等。春天、有专门卖屎蛒螂拉车(纸糊小轿车)、屎蛒螂人的。春节期间是玩具行业的旺季。例如:三尺 至五尺的大糖葫芦,用小糖子一刷,上边插上小彩旗。从两个风轮(也叫轴辘),到五十个风轮以上的风车;大小不等的扑扑登儿、琉璃喇叭、空竹、地轴儿……
    清末民初,庙会上常见的“又吃又玩又哄孩”的儿童零食,花样极多。
    用小“蒲包”装的小炸食。每包有像手指肚大小的桃、石榴、苹果形的炸食十数枚。
    用玻璃管装大米花,两头包裹彩纸,谓之“霸王鞭”。
    此外,用杏干泥压成的酸“皮带”、以山里红泥压成的带画的果丹皮、玉米花、大米花合成的米花球、米花糕。糖块更是多样化。螺丝糖、桂花(三角、菱形)糖、冰糖子、薄荷凉糖、沙板糖、梨膏、变色球、泡泡糖等。
    春深时节,小青水杏上市,用一根小细秫稭棍裹些小糖子,谓之“蜜”,与青杏一起卖给小孩们,谓之“杏几醮蜜”。夏天,用杏干汤、酸枣汤泡了“淀儿粉”,谓 之“玻璃粉”、“桃脯”。冬天,用次山里红不去核煮成“胡子糕”;比较高级些的是,煮玫瑰枣儿和用大红干、柿饼、藕片泡成的果子干。这后两者,也受成人们 喜爱,成为北京特有的食品。
    护国寺西廊下北口太平胡同为狗市。专卖哈巴狗,也叫“狮子狗”、“巴儿狗”,它比一般养的“笨狗”个头小,身长约一尺左右,短腿长毛、大眼、嘴盔子很短, 两耳下垂。颜色有黄、黑、黑白花、黑黄白三色的。脖上系一小铜铃,驯顺可爱。饲养人还教会它许多玩艺儿,如就地打滚、跳跃起来用嘴接食物、用前腿作揖欢迎 客人等等。前清时有值几两至数十两银子一只的。民国以后,有值银元几元至数百元一只的。买主多系富人。
    另外,护国寺庙里庙外(护国寺前街)有奇卉、悦容等十多个花厂。专售鲜花,春日以果木为胜;夏日以茉莉为胜;秋日以桂、菊为胜。冬日以水仙为胜。庙门前及西门内陈列鲜花甚多,香气袭人。确是“生香不断四时花”。
    5.隆福寺
    隆福寺座落在东四北大街迤西,前街因寺得名,后门在钱粮胡同。始建于明代宗景泰三年(1425年),清雍正九年(1731年)重修。
    隆福寺在明代是京城唯一的一所番(喇嘛)、禅(和尚)同驻的寺院。清代才整个成为喇嘛庙。
    隆福寺殿宇宏伟,法相庄严拟重。进山门后,中轴线上依次为:
    钟、鼓二楼、天王殿(韦陀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番僧不慎,毁于大火。
    第二层殿建立在有三层汉白玉的栏杆围成的高台上,人们称之为“栏杆殿”。内供奉释迦牟尼等三世佛。
    第三层殿为万善殿,供奉三大士——观音、文殊、普贤三尊菩萨。左侧为藏经殿,据说当年藏有一百零八部藏经,比雍和宫藏经还多。
    第四层殿是毗卢殿,供奉毗卢佛一尊,座上的每一莲瓣均刻一佛,谓之“万佛绕毗卢”。
    第五层殿是金刚殿,供奉金刚护法佛铜像。
    第六层殿是大法殿,即后楼阁。
    据说,殿内弯窿上的藻井,属于明、清两代建筑中最精美、最巧妙的孤例。
    隆福寺曾是朝廷的香火院之一。所以一建成便香火很旺,成为京师著名的大庙会,向有“诸市之冠”的称呼。因其座落在东城,故人们称它为“东庙”,与护国寺对称。清代,旧历每月逢一、二、九、十开庙(1930年起改用阳历)每月开庙十二天或十三天。
    每逢庙期,人流如海,士女云集。上至在附近王府居住的贵族、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下至贫苦市民和近郊农民都不约而同地到此赶庙。人们可以买到各式各样 的土特产品,吃到各种北京地方风味小吃,还可以观看北京的民间戏曲。据清代《北京竹枝词》说,当年全盛时期“一日能消百万钱”。
    市场货位排列是一进山门卖簸箕、笸箩、竹柳什物、炊事用具等山货。前殿内大部是卖古玩、珠宝的摊商。凡珍珠、玛瑙、翡翠、珊瑚、宝石、陶瓷、古铜、雕漆、 珐瑯等一应俱全。二院以后则是卖日用百货、衣服鞋帽(包括估衣)、首饰、布匹、儿童玩具。其中著名的有:王麻子的刀剪;金象张的梳头篦子;钢刀刘的茶果 刀;三合局的假发结。后院(塔院)则是小吃摊子和小戏棚子,中间夹杂有相面、算卦,卖野药的摊子。
    小吃摊上卖的均是北京地方所特有的灌肠、扒糕、凉粉、茶汤、油茶之类。其中最著名的是本庙喇嘛郗德拉的豆汁,据说他的豆汁漂得净、发得好,所配卖的焦圈油果和芝麻酱烧饼也超过其它摊贩。
    庙夹道有鸟市。卖鸽子、鹌鹑、各种鸟禽、金鱼、蝈蝈、蟋蟀……种类繁多,应有尽有。清人杨静亭在他的《都门杂詠》中说“细自鹪鹩大至鹤,买来除却凤凰无。”
    庙的四周,尤其是前后门临时摊贩和流动商贩赶档子的甚多,主要是卖吃食和儿童玩具。如:小枣的豌豆黄、“驴打滚儿”(豆面糕)、纸制小花篮、泥头纸身能自由伸缩的小长虫,春节期间与节年临时庙会相同,也有风车、大糖葫芦、空竹、扑扑登儿等。
    1950年,由于东单一带要进行新的建设,便将所谓“东大地”以及鼓楼、德胜门等地的摊贩迁到了隆福寺,按行业分给柜台,各自独立经营。根据需要盖起了木 架的,洋铁皮顶的售货大棚。后来经过公私合营运动,市场进一步发展,售货棚又翻修成砖墙、瓦顶的正式商场。并逐年扩大面积。到六十年代,即成为完全国营的 东四人民商场。
    至于隆福寺的殿堂建筑,则于六十年代初开始逐步拆除。“文化革命”爆发后,则全部彻底拆光。
    6.东岳庙
    东岳庙座落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始建于元延佑六年(1319年)。为道教正一派大宗师张留孙自资兴建。未竟身故,后由其弟子吴全节继续修建。元至治二年 (1322年)建成大殿、大门,次年建成四子殿和东西两庑。元泰定二年(1325年)完成东岳大帝及帝后的塑像。元末曾遭兵燹。明正统年间重建,并扩大了 东西两庑,设七十二司。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毁于大火,逾二年,于三十九年(1700年)奉敕重建,经三年建成。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新 修葺,全部油饰一新。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由本庙住持马宜麟募化十方,重建了东西两跨院。
    该庙初建时称“仁圣堂”,天历元年(1328年9月)改称“昭德殿”。明洪武三年(1371年)改称“东岳庙”,相沿至今。
    东岳庙是道教张天师正一派在华北的第一座大庙。建筑宏伟,法相庄严。
    山门位于神路街北面,山门外对面建有一座三孔七顶的琉璃牌楼,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上有石额,南面刻“秩祀岱宗”,北面刻“永延帝祚”。东西两边各有一座木牌楼。山门正面是明刻“敕建东岳庙”的横匾,后面是原来横匾“东岳庙”三字。
    山门内东侧有鼓楼,西侧有钟楼。鼓楼立额上题“龟音”二字;钟楼立额上题“鲸音”二字。
    进山门是一座绿色琉璃瓦的牌楼门,门楼上绘二龙戏珠的图案。颜色鲜艳,姿态生动。
    过牌楼门是三间过厅式的大殿,谓之“瞻岱门”,俗称“龙虎门”。后殿,挂着东岳大帝的“宝训”,乃是劝善规过之辞。殿内塑有哼哈二将和十太保像。
    出瞻岱门是条御道直通岱宗宝殿。岱宗宝殿是东岳庙的主殿,是按“明三暗九”的结构建筑的,殿宇巍峨。殿中供奉高一丈二尺的东岳大帝坐像。相传伏羲时有一妇 人,夜梦二日入口,后生二子,长子金蝉氏,是东华帝君;次子金虹氏,为东岳天齐仁圣大帝。东岳大帝为泰山之神,主管人间生死、富贵、贫贱、善恶、疾苦,总 管七十二司。大帝头戴冕旒,着帝王服、手执圭、玉。身旁站立四侍童、四丞相、四卫士。像前供案上摆着云、锣、伞、盖、花、罐、鱼、长金漆玲珑八宝一堂和香 炉、蜡扦、花筒等精致铜五供一堂。供案前有一盏长明灯,灯里一次能装香油三百六十斤,终年不灭。还有一镏金香炉,上刻“心香上达”四阴文字。殿内悬挂“功 宏业震”匾一方,殿外挂“岱宗昭祝”铜匾一方,都是乾隆御笔。殿内东西两边放着高六尺大鼓和高八尺铜钟(铜钟现存白云观)。
    东沿岱宗宝殿为东岳庙开山人张留孙宗师祠堂和三茅君殿。三茅君殿祀正一教尊神三茅司命真君像;西沿岱宗宝殿为张宗师徒弟吴全节祠堂和大帝第三子炳灵公殿。 炳灵公殿祀炳灵公像。东庑配殿为阜财殿,西庑配殿为广嗣殿。广嗣殿里供奉送子娘娘和子孙爷。旧时,有求子嗣者多到此“拴娃娃”。
    传说主管人间善恶、祸福、因果报应的七十二司分列在左右回廊各三十六间,后增设四司,实际为七十六司,祀八十四位神灵,其中有的司是祀双座神灵的。各司皆有司名,按“职掌”可分以下七大部分:
    (一)东岳大帝行政部分
    除四丞相及判官外,有以下各司:
    官职司、都签押司、掌曹史司、城隍司、真宫土地司、水府司、出神司、门神司、山林鬼神司、行两地分司、行瘟疫司、风伯司。
    (二)都察调查记录部分
    掌都察司、词状司、生死司、举意司、较量司、土地司、僧道司。
    (三)磨勘逮捕及划分善恶部分
    磨勘司、勾生死司、追取罪人照证司、取人司、行路司、催生司。
    (四)定案及核实善恶并起诉部分
    1.奖赏方面
    注福司、增延福寿司、忠孝司、善报司、正直司、长寿司、子孙司、修功德司、悯众司、放生司、施药司、看经司、斋僧道司、长斋司、还魂司、十五种善生司。
    2.惩戒罪行方面
    阴谋司、欺昧司、积财司、行污司、杀生司、毒药司、堕胎落子司、掠剩财物司、贼盗司、忤逆司。
    (五)审判部分
    推勘司、枉死司、十五种恶死司、勾押推勘司。
    (六)执行部分
    1.地狱
    现报司、速报司、地狱司、索命司、苦楚司、恶报司、宿业疾病司、黄病司、促寿司。
    2.轮回
    注生贵贱司、所生贵贱司、畜生司、飞禽司、水族司、胎生司、湿生司、卵生司、化生司。
    (七)压制管理游荡者部分
    魍魉司、精怪司、无主孤魂司。
    各司除行雨地分司神像,头戴行雨龙王帽、着王服,速报司岳飞神像头戴龙纱帽、着王服;真宫土地司神像均头戴日、月冠、着天衣寿带外;其余各司神像均为头戴方纱帽,身穿官袍玉带,手执笏,或执笔、执帐簿、执簿册,或合掌等。神像分善像、恶像两类。
    育德殿是东岳大帝寝宫,殿内挂娄近垣书“玄妙赞化”匾,供奉东岳大帝及帝后神像,两旁各侍立五位宫女,均手捧帝后梳洗用具。殿东西方各置高一丈余的大木箱,系帝后衣箱。东西配殿为东岳大帝长子宣灵侯殿、次子佑灵侯殿、四子惠东侯殿。殿另设帝、后东西沐浴堂。
    后楼楼上正中为玉皇阁,楼下为东岳大帝之女碧霞元君殿,两旁楼上下有文昌帝君殿、斗姥殿、大仙殿、喜神殿(1929年梨园界名流陈德霖、王瑶卿等建)、灵 官殿、关帝殿、灶君殿、真武殿,各殿均塑有神像。西边楼下还有三间御座房,是供皇帝来庙祭典或去东陵祭祖路过这里休憩之用。
    东侧跨院里竖有马宜麟道士当年扩建东西两跨院经过的石碑,碑的背面刻有马道士像。院里有江东殿、玄坛殿、魁星阁,还有供皇室女眷来庙休憩的御座房和丫髻山 九位娘娘的行宫。行宫里除塑天仙圣母娘娘像以外,东侧供仓神,西侧供药王。药王手执串铃,身旁卧一只老虎。传说这只虎吃了一个妇女,妇女头上戴的簪子扎在 老虎嘴里,吞不下,吐不出,老虎疼痛难受,就请药王爷为它医治。药王爷也怕老虎咬住他的手,就拿串铃把老虎的牙齿撑起来,将簪子拔了出来。以后这只老虎就 一直蹲在药王爷身边。
    东跨院后院是花园,这里风景幽美,种植了各种花卉和树木。
    西侧跨院除住房外有玉皇殿、玉皇阁、火神殿、斗姥殿、娘娘殿等。玉皇殿祀玉皇大帝铜像一尊。玉皇阁也供有玉皇大帝铜像,阁顶是按照天空的形象塑造的,有彩 云,有星座,有二郎神杨戬,有天鼓、雷公,东西方向有二十八星宿神像,均手持星辰旗。院里有东岳宝殿,供有檀香木刻的东岳大帝坐像。据说,清康熙年间失火 时,恐延及岱宗宝殿,才将这尊坐像移到这里来的。
    西南小院里有显化殿、阎罗殿、判官殿、马王殿、瘟神殿、三皇殿、药王殿、鲁班殿、和妙峰山娘娘行宫、月老殿等。三皇殿里供有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像,药王 殿东供药圣华陀,西供药王孙思邈,两边为十大名医。鲁班殿有南北两个,南边一个原来是由棚行奉祀,后因行业之间发生争执,营造业来庙进香受到歧视,于是朝 阳门内森茂木厂及几家营造厂又在北头修建了一座鲁班殿。
    东岳庙共有殿宇房屋六百多间,供奉神像三千多尊,除东岳大帝坐像高一丈二尺外,其它神像均身高八、九尺。神像造型庄严,意态生动。据说,明代重建东岳庙后,其主要神像皆为名手刘元所塑。
    东岳庙曾以石碑、匾额、楹联三多称著。其中石碑原有大小约一百二十多座,几经破坏到解放前仅存二十多座,比较名贵的石碑有:元赵孟頫书的道教碑、虞集书的仁圣宫碑、赵世延书的昭德碑。
    御路左右有两碑亭,两碑一为康熙御笔,一为乾隆御笔,牌楼门左右也有两座石碑,其形状、大小完全相同。东侧碑为乾隆所写,西侧则为“无字碑”。传说当年乾 隆写完东边碑后,还没来得及写西边的碑就去世了。当时谁也不敢写西边石碑与御笔并列,所以西边这块碑只好是个无字碑了。
    有的碑由于雕工精巧引人喜爱。如有块石碑上刻着头梳双髻的两道童,栩栩如生,不论从哪个方向看去,他们都用眼睛看着你笑,人们称之为“机灵鬼儿”;有块石 碑上雕有两条蟠龙,龙头在碑顶上盘旋交错,姿态生动,如果两个人各站在碑的前后两面,通过蟠龙彼此都可以看见,故人们称之为“透龙碑儿”;还有块石碑上刻 着一群小猴在捅马蜂窝,马蜂飞起来追螫小猴,小猴抱头躲闪、逃避,神态生动逼真,人们称之为“不吃亏儿”。岱宗宝殿西侧走廊上有块方石,上面露出颗颗豆大 闪闪发光的小金点儿,人们称它“小金豆子”,后来,被人们顺口说成“小精豆子”了。
    速报司的文物、古迹最多。一是司里挂着的四件兵器:枪、元锤、棱锤、抓。二是司外南墙上挂着的大算盘,长六尺、高二尺,共二十九格,二百零三枚算盘子。表示神灵给下界人们计算功过不差毫厘。从而奉劝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速报司里有个着清装的小太监塑像。此人名顾德喜,光绪年间在宫内当太监,貌似女人,因得绰号“顾大姐”。一次,光绪帝称他绰号,他有些恼怒,便小声回了一 句“小王八”。旁边另一小太监听了就说:“你敢骂皇上,叫太后知道还了得?!”吓得他逃出皇宫,到庙里躲起来了。以后,他打听宫里没再提此事,才敢回宫。 他怕将来死后有罪,就出钱按自己的模样塑了一个像,放在速报司的侍童中间,意思是他死后到这里来做侍童。
    文昌殿的神座东边有铜骡一匹,西边有玉马一匹。相传是文昌帝君的坐骑,是神兽,抚之无子生子,有病却病。因此,这个殿香火很盛。其实铜骡不是骡子,它是偶 蹄,名字叫“特”,是清康熙皇帝巡幸江南时的坐骑模型。玉马也不是瓷的,是用香面子做的。现在玉马已不存,铜骡现供于白云观老律堂前。
    明清以来,该庙每月朔望各开放一天。春节期间,由正月初一至十五开放半个月。旧历三月廿八日为东岳大帝诞辰,举行“掸尘会”,故于每年旧历三月初一至二十八日开放二十八天。
    东岳庙系北京最早的庙会。元代,这里正当大都通往漕运门户通州城的要道。凡取道于大运河和直沽海道进京的客商,多在此居留。加之“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 民殷实”,市场繁荣,因此使东岳庙香火格外兴隆,成为北京记载最早的庙会。据《析津志》载,每年三月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去东岳庙进香的,络绎不 绝。尤其是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辰,城乡居民,前往赶庙的如同水流,“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亦盛会也。”
    明代,东岳庙每年旧历三月二十八日,有东岳仁圣大帝巡游的盛举。明《帝京景物略》载:“帝诞辰,都人陈鼓乐、旌帜,楼阁亭彩,导仁圣帝游。帝之游所经,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骈观之。帝游聿归,导者取醉松林,晚乃归。”
    清代,每逢东岳大帝诞辰,太常寺都要派员致祭。民间也办了香会,盛陈鼓乐,旗幢前导,舁神驾出游。香客、游人塞路,出入朝阳门者,日以千万计。
    民国以后东岳庙仍循旧例,照常举办庙会。每年除夕关山门。正月初一庙里住持自午夜一点钟起,就开始到所有的神像前顶礼进香,香烧齐了,再敲岱宗宝殿里的大 鼓、铜钟。山门内的庙役听到大殿的钟鼓声,就在钟、鼓楼鸣钟、击鼓,开山门。这就是“开庙式”。这天有很多善男信女,天不亮就伫立在庙门口等候,山门一开 就蜂拥跑进去,抢烧头股香,以示虔诚。可是奔至殿里一看,早有一股熊熊燃烧着的香插在炉里了。
    在重要开庙的日子,庙里的六根旗杆(山门外的两根旗杆;牌楼门内的两根旗杆;岱宗殿前的两根灯杆。)上旌旗招展,红灯高悬。这六根旗杆在其它庙里是没有 的,民国以后就不挂旗子了。只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喜神殿开光时,从三月十四日起又挂了半个月的旗子。
    《京都风俗志》载:“盖此庙诸天神像最全,故酬神最易。”不论是求福求寿,还是消灾除病,报冤雪恨的,或是五行八作祈求生意兴隆的,都到这里烧香求神。喜 神殿、月老殿、阜财殿以及福寿司里香火最盛,一般老弱妇孺是挤不进去的,因此院内设了临时的大香池子。以应急需。数以百计的身佩黄签的助善者,在此维持秩 序。每个院落里,都可以遇到手捧香笸箩,里边放个小男娃娃的道士,要求布施。
    庙会期间,各行各业组织的各种善会就有二十多个,每会一二百人不等。如掸尘会、净炉会、献花会、三伏净水会、蜜供会、灯笼会、糊窗会、供粥会、施茶会、白 纸神帐会、万善掸尘会、众善掸尘会、献盐会、敬惜字纸会、白纸献花会等。这些善会都以向庙里或香客施舍和义务服务(助善)为目的。
    另外,节日期间还有所谓“放生会”,是日庙前有助善者,若有提笼架鸟逛庙者,即长揖迎之,谓“您多虔诚啦!”不容分说,即将笼子打开,让鸟雀逃生。如对方不悦,发生争执,必有助善者出面为之调停。
    东岳庙地处通州东八县和天津的交通要道,是个热闹的城乡集市,百戏杂陈,风味小吃,应节耍货,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正如滑稽大鼓《刘二姐拴娃娃》中所唱: “这边是带汤儿的糖豌豆,那边是开了锅的豆汁粥。”人们来烧香又可来赶集。因此,东岳庙的香火也促进了朝外大街的繁荣。当时朝外大街有些商店远近闻名,如 永星斋饽饽铺、泰源亨纸店、宝记茶庄、元顺永油盐粮店、聚祥益布店、梧树楼首饰店、元发铁器铺、天馨楼香蜡铺等。这些商号在当时多是随着洪应香客的需要而 发展兴隆起来的。
    该庙早已失修,三、四十年代时,神像已不甚完整。1947年秋,“东北流亡”学生来京请愿,住在该庙时,以破除迷信为名,进行盗脏活动,实是一次很大的洗劫。1950年6月,座落在朝阳门外大街一百一十七号的辅华火药厂发生爆炸事故,该庙塑像多被震毁。
    1949年后,东岳庙庙会自行中断。旋于1952年被改建成公安干校。
    7.九天宫、十八狱
    九天宫在朝门外东岳庙东边路北。道南即十八狱(现为朝阳区工人俱乐部)。
    九天宫相传建于元延佑年以前(公元1314年前),东岳庙乃建于后,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该庙建筑宏伟,殿宇辉煌。中门左右有雷公、电母塑像。正殿有 悬山两层,山之正中塑九天应元雷音普化天尊(道教谓“先天阳精之神”,即雷祖天尊)像,故名九天宫。左右神像甚多,皆在悬山之上,形状各异。此系根据道教 《道法会元》所说塑造的,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正在玉清天中,坐七宝层台,持金光如意集诸天仙帝,说《玉枢宝经》。
    十八狱里的塑像由来于道教所架构的阴曹地府。十殿阎君为惩治在阳世作恶者设置了十八层地狱。唐宋以来,民间据此盛传“转世说”,谓善人死后,到第一殿秦广王处,即被接引转世。恶人则按所造“罪业”下不同的地狱。
    据道教《灵宝经》载,北罗鄷有十二大地狱,由十殿冥王领之:第一殿领风雷地狱,第二殿领火翳地狱,第三殿金刚地狱,第四殿溟冷地狱,第五殿镬汤地狱,第六 殿铜柱地狱,第七殿屠割地狱,第八殿火车地狱,第九殿火坑地狱,第十殿粪秽地狱,又小铁围山有普掠地狱,大铁围山有无间地狱,共为十二大地狱。《三十六部 尊经玉清经》复有二十四地狱:一、镬汤地狱,二、铜柱地狱,三、铁犁耕舌地狱,四、刀山剑树地狱,五、剉碓地狱,六、毒蛇食心地狱,七、鎔铜灌口地狱, 八、炉炭地狱,九、铁轮地狱、十、运石为山地狱,十一、铁床地狱,十二、剑林地狱,十三、寒冰地狱,十四、猛火地狱,十五、铁杖乱拷地狱,十六、大石压身 地狱,十七、铁锥刺身地狱,十八、铁丸地狱,十九、吞火食炭地狱,二十、硙磨碓持地狱,二十一、铁斗地狱,二十二、拔舌地狱,二十三、铁锁地狱,二十四、 锯解地狱。
    十八狱就是根据上述所描写的情景而塑造的。中有十殿阎君塑像:
    第一殿,秦广王萧氏,东方天尊所化,居玄冥宫,在大海沃礁石外一黄泉黑路,专司人间寿夭,生死兴薄,统辖幽冥吉凶。接引善人转世。似为死鬼幽魂报到处。
    第二殿,楚江王曹姓,南方天尊所化,居普明宫,在大海底正南,掌查校功过,开始用刑,设十六小地狱。
    第三殿,宋帝王廉氏,西方天尊所化,居纣绝宫,在大海底正南,司掌地下刑事,有如刑事法庭,设有黑绳大地狱,十六小地狱。
    第四殿:五官王黄,北方天尊所化,居太和宫,在大海底正东,主管伪诈、恶欺刑案。
    第五殿:阎罗王韩,佛称地狱之王,东北方天尊所化,居纠伦宫。本为第一殿因怜屈死,屡次还阳,申雪降调。在大海底东北,有十六小地狱。实为决案之中心法堂。
    第六殿:卞城王石,东南方天尊所化,居明晨宫,在大海底正北,主管惩治淫私恶盗刑案,设十六小地狱。
    第七殿:泰山王毕,西南方天尊所化,居神华宫,承办僧道案件,有十六小地狱。
    第八殿:平等王于,西北方天尊所化,居七非宫,在大海西南,重刑案,设阿鼻大地狱、十六小地狱。
    第九殿:都市王薛,上方天尊所化。居碧真宫,在大海正西,承办不孝、邪恶、作伪等刑案,有十六小地狱。
    第十殿:转轮王薛,下方天尊所化。居肃英宫,在幽冥沃礁外正东,直对世界五浊处,决定六道转迴定案。
    最后还有所谓王妈妈灌“迷魂汤”的塑像。道教谓人死后,第十殿转轮王根据其前世善恶表现,决定转世托生时,为了使其完全忘却前世一切,必须喝王妈妈迷魂汤。故轮迴殿中泥塑了一个老妇人,身旁摆了一锅迷魂汤,那老妇拿着一把勺子装着要舀汤的样子,情状逼真。
    当时,去九天宫、十八狱的香客、游人都可以给庙里一些布施,得一本善书:《玉历至宝钞》——绘图九天宫、十八狱、七十二司。
    旧时,九天宫、十八狱于每月初一、十五开放,与东岳庙的庙会联成一片。
    8.吕祖阁
    吕祖阁在和平门内半壁街路北,庙宇不大,仅有两层殿,内供吕洞宾(即道教全真派敬奉的“开山辟教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的塑像。每月初一、十五开庙两 天;每年四月十四日为吕祖诞辰,亦开放一天。早时香火极盛。庙内设“孚佑帝君灵签”,可供求财问喜,香客争献香资,一卜吉凶。有的为病在烧香时,接一些香 灰,用黄纸包起来,谓之求来的“炉药”,认为可以治病。一九四一年,该庙作为华北道教总会会址。五十年代后期原址成为北京椿树整流器厂。
    9.药王庙
    明清两代,北京药王庙最著名的有四座。
    最大的系南药王庙。在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路北。建于明末,相传为武靖侯李诚铭出资所建。清康熙年间重修,殿宇宏伟。奉祀伏羲、神农、黄帝、孙思邈、韦慈 藏。还有“三皇治世”以来的诸名医:三皇时的岐伯、雷公,秦朝的扁鹊,汉朝的淳于意、张仲景,魏之华陀,晋之王叔和、皇甫谧、葛洪,唐朝的李景和。塑像道 装,儒服者不一。院内有碑,皆恭顺侯吴惟英所书。庙内有一戏台,为昔日酬神之所,台上有匾额“道济群生”四个字。旧时,每逢朔望各开放一日。香火很盛,除 夕夜至大年初一彻夜不断,拜庙进香者,多不得入庙,于庙外设香池数处,焚香遥拜。历年四月二十八日为药王爷生日,在庙内戏台上演戏庆祝。
    北药王庙在旧鼓楼大街迤北,系明嘉靖年间(1522-1567)建立。庙内有明末宰相洪承畴碑二。三为后海药王庙,在地安门外什刹海西,为明天启年间 (1621-1628)魏忠贤所建,沿堤傍柳,风景甚佳。每逢朔望开庙,烧香者众多;四为小药王庙,在东直门大街路北,庙址狭小,仅一层殿,内供药王。平 日不开放。每年药王生日则有不少香客前来烧香。庙内外均有小商贩,所售皆妇女日用小百货和汽水、酸梅汤等清凉饮料。
    10.崇元观
    崇元观在西直门内新街口西路北,俗名曹老公观。系道教庙宇。
    历史上阉人(即俗名老公)多自称道家。许多老公从宫里退休后即到庙里“修行”养老。崇元观就是明代阉人曹化淳募捐修建的老公庙。
    据说,当年该庙规模壮丽,法相庄严。前有玉皇殿,供奉“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有乾隆御题“神霄辑瑞”匾额;中有三皇殿,悬乾隆御题“统纪权舆”。后 有三清殿,供奉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悬有乾隆御题:“道德开宗”。但是乾隆三十三年(1769年)重修之后,再无人继修,以至到清 末殿宇坍塌,墙垣不整,神像零落,殊无可观。惟门上绰楔子书:“三界圣境”清晰可辨。前院有两座碑,左边刻有乾隆御制七律二首,右无字。后殿有一铁香炉, 乃明代万历辛卯年造。中殿有一铁香池,乃崇祯九年管理御马营太监孙继武等造。仅此而已,余皆不存。当时相传,曹老公有金窖,内贮财宝颇丰,以备给后世重修 此庙之用。故京师有“里七步,外七步,观儿倒,观儿修”之谣,但经实地勘查,此说不确。另外有人传说,谓三清殿上有金质五供,可惜后继道人不识,以至旁落 他人之手。先人重修庙观的一片苦心,竟然落空。
    明、清两代,该庙系西城较大的定期庙会,旧历每月初一、十五开庙两天;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开庙半个月。庙期,百货杂陈,游人络绎不绝。灯节,晚间还办有“奇巧花灯认不明”的大型灯会。
    清末,该庙彻底成为废墟,庙会亦随之冷落。《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庚子以前,殿宇皆圯,无人继修,故鲜有人知者。”民国以后,即无庙会,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民党当局在原址建立了陆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