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住过的那条胡同名乌衣巷,我想那胡同仍可见褪了红漆的朱门和有破落的白墙黑瓦四合院。但我所住的是南弓匠营胡同,那大概是清王朝造弓铸箭的弓匠们居住之所,是东城区北小街宝玉胡同穿进去的自北走南五、六百米长的胡同。1951-1957年我住在胡同口的2号门。这条胡同全是低矮而破旧的平房,没有一栋高楼。由于胡同较狭窄,更无槐荫爽道槐花飘香,而且是泥土路。只是解放初各户清晨都有门前洒扫的习惯,倒也光溜如一条清水小河。 

我偶有怀旧而重访,那儿似乎仍未改“弓匠”的传统,依旧是那些低矮的旧平房,只是土路改成了洋灰路。到了那儿,便忍不住想起那时的一些老邻居。如今同住一高楼大厦的,可能电视电话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那时的邻居确有“远亲不如近邻”之感。

我记得胡同有一摆小摊的、名关铁柱的三十来岁的罗锅,小摊上卖的小孩吃的和玩具之类,也有香烟、手纸。我的三个孩子成了他的经常顾客,他很重交情。 比如,我四岁的二小子向他买一分钱的枣面(一种将野酸枣连核磨成的面泥),他总是多掐一段给他。我七岁的大小子买一分钱一颗的玻璃弹球,他还会送他一、二 张洋画片。而我买香烟、火柴、手纸都就近到他的小摊,他总是选好的给我。我与妻子有时想到他还未能成家,总不由同情他贫穷和残病。逢年关时,我们也会让孩 子们给他送去一包萨其马之类的糕点。

我们隔几家的老吴头,是蹬三轮的。那时我的二小子在西城辟才胡同托儿所。从东北城角到那儿有上十里路程。每周接送孩子都由他担负。他也是年近四十的 光棍汉。每次接送都不需我们去找他,他自按时接送,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每次给他不过二角五分钱。可因路段较长,在半路上他总会给孩子买三五分钱的冰 棍儿或包子。特别感人的是寒冬大雪天,他脱下自己的羊皮大氅,包裹着孩子的脚腿,惟恐孩子受冻。我的孩子叫他一声“吴伯伯”,他高兴得不得了。为此,我们 感激他,逢年过节也送他一袋元宵或江米团。他也感到异常亲热。

我家斜对面是一家回民烧饼店,也有糖三角、玉米贴饼、炸三角。我们的早点都就地取材,因为成了老熟人,他竟不要我们排队等购,而是把刚出炉的烧饼、 刚炸好的三角送到家门。更有趣的是,我是个足球迷,有一次北京队对外国球队,雇工体育场气氛热烈。北京队前锋正冲入对方禁区,大家都望北京队取胜而 鼓掌,此时我后排有人尖声高喊着“快伸脚巴丫子呀--”附近几排人听了这着急的喊声,都哄然大笑,我不由回头一看,却原来是烧饼店老板。此后我们成了球迷 友,彼此互托代购球票。

我还难忘隔壁杨家。他们的三小子小亮子和我的大小子是好小友。夏天我们带了孩子和小亮到窑坑(原土城附近有积水窑坑,现已填平)游泳,并带一点面包 香肠野餐。小孩们也跟小狗一样,玩一会儿还会为小事互相怄气,而他的父母认为我们是爱他的孩子的,便送孩子到我家跟大小子讲和。有一段时期,大孩子被视为 “反革命”的孩子,受到其他孩子欺凌,小亮子竟举起小拳头来保护他。

1955年由于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隔离在机关审查,一年零一个月都未回家。1956年8月的一天,突然宣布让我回家。由于一直在一斗室 “闭门思过”,这时一进入这胡同,顿觉这儿天地极为广阔,特别是当我走过邻居几家门前时,邻人都热情向我招呼,我真正感到这小河般的胡同,像给我洗去了 “反革命”的身份,又回到了人民之中,感到分外温暖。

事经四十多年,当我再访,老熟人都不见了,昔日儿童都已四十多岁,也不知去向。2号门牌已改为5号。是谁住在那儿呢?我一个也不认识。

西弓匠胡同

西弓匠胡同

本文作者:邹狄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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