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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网友在微博上贴了张照片:灰色的天空下,一个人站在钟楼广场上,面对钟楼背对镜头,脚下是一堆碎地砖。这张照片甫一出现便在网络上即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和转发,很多人怀疑,甚至质疑为什么要“拆毁钟楼广场”,最后,官方澄清这是一场误会,只是钟楼广场在更换地砖而已。

现存的钟鼓楼是乾隆十年(1745年)重建的,但其址作为钟鼓楼早在元至元九年(127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附着了太多人们的记忆和感情。钟楼上悬挂着明永乐年间铸造的,现存体量最大,份量最重的古代铜钟;鼓楼上有一面主更鼓和二十四面小鼓,其中现存的主鼓直径近两米,由整张牛皮蒙制。在清乾隆时期,每天寅时和戌时分别要进行两次报时,先敲鼓后鸣钟,分别称为“亮更”和“定更”。定更时城门关,交通断;亮更时,城门开,是为“晨钟暮鼓”。在北京城的人们熟悉北京站和电报大楼的《东方红》乐曲之前,钟鼓楼是北京城最重要的报时中心。

对于之前提到的站在钟楼广场碎地砖上的照片,网民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很容易理解:钟鼓楼在北京的中轴线北端已经矗立了几百年,这里承载了太多的感情、回忆、历史和文化。几百年来,虽然高大的钟楼和鼓楼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两楼之间的小广场却一直在变化,这可以在一系列老照片理出线索。

目前已知最早的钟鼓楼照片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由法军中负责地图勘测的查尔斯·杜宾上校拍摄的,他站在安定门附近的城墙上,为钟鼓楼拍摄了一张合影。到了1870年,借助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照片,我们有机会看到那时的钟楼广场:车轮在地面的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车辙,两边民居的地基要比广场高,说明在汤姆逊前去拍照的年代这里就是经常积水的区域。至于积水有多严重,可以1890年代的照片上看出来:广场西北角有座简易的石桥,桥洞大概有半人高!尽管当雨后积水时钟楼倒映其上很美很安详,但这无疑会另周围的居民和过往行人不易通行,更不卫生。民国成立后,政府发起卫生运动,钟楼广场的积水情况终于得到改善。1925年,在鼓楼下成立了“京兆通俗教育馆”,建有传播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固定陈列馆,展出矿物标本、海洋动物标本、昆虫标本、两栖动物标本和鸟兽标本,还有矿山模型、油井模型、石膏做的人体骨骼模型等,另设有图书馆和代人写字处;钟楼则改建为教育馆附属的电影院,钟楼广场也被开辟为“民众商场”。别看面积小,这座“民众商场”与当时的天桥齐名,是固定的集市,也是平民娱乐场所。场内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设有一座固定的茶社,分别叫“第一民众茶社”和“第二民众茶社”,据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曾在第二民众茶社的剧团学过艺。据常人春先生说,这里还有卖药丸、吞宝剑、拉洋片、变戏法和耍狗熊的表演,“每逢过年,锣鼓喧天,声传遐迩。”少不了的还有各式北京特色小吃,如扒糕、凉粉、灌肠、豆汁、爆肚、炸糕、驴打滚、茶汤、油茶等等,每个摊子都在长案和板凳旁支起遮阳伞;孩子们则总是围在卖蜜饯杏干、螺丝糖等零食和卖木刀、面具、万花筒等玩具的摊位前,好不热闹。

城市要发展,百姓的生活条件需要改善,更换地砖很正常,是值得欢迎的好事,但那些承载着北京人感情的建筑和物什不应该简单地拆除或扔掉,因为这毕竟是历史,是文化,是北京根的一部分。

目前已知钟鼓楼最早的照片,1860年由杜宾拍摄

目前已知钟鼓楼最早的照片,1860年由杜宾拍摄

1869年汤姆逊拍摄的鼓楼和小广场

1869年汤姆逊拍摄的鼓楼和小广场

1870年代佚名摄影师拍摄的钟楼和钟楼广场

1870年代佚名摄影师拍摄的钟楼和钟楼广场

1890年代的钟楼广场,从后面的简易桥可看出这里积水有多严重

1890年代的钟楼广场,从后面的简易桥可看出这里积水有多严重

1920年代在钟楼上看鼓楼和钟楼广场

1920年代在钟楼上看鼓楼和钟楼广场

1920年代钟楼上的大钟,远处可见鼓楼上的大鼓

1920年代钟楼上的大钟,远处可见鼓楼上的大鼓

1925年后钟楼广场被开辟为市场,地面也整饬一新

1925年后钟楼广场被开辟为市场,地面也整饬一新

小莫1930年代拍摄的钟鼓楼,美极了!

小莫1930年代拍摄的钟鼓楼,美极了!

本文转载于:徐家宁 的 旧影志

西直门外大街的北京动物园,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不少成年人留有美好回忆的地方。尤其对于我们80后来说,这里更有着不可磨灭的回忆。从父母抱着我们在狮虎山前的那张黑白照片开始,到每年的学校春游,再到后来我们青涩的初恋,动物园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体记忆。在这里我知道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动物,也了解到了生命的多样性,当一名动物饲养员曾是我最初的梦想。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这个纯真的梦却与我渐行渐远。在一次偶然查阅资料时,无意间看到了动物园的“前生”,这才让我知道原来它也有着这样不平凡的故事。
由皇家行宫到农事试验场
晚清时期,大清国力渐衰,各国列强纷纷入侵中国,年轻的光绪皇帝不甘做“亡国之君”,他不仅接受了新思想,还身体力行地大力推动改革,企图通过学习西方文明,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等一系列维新手段来挽救腐败不堪的大清朝。因此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就以“富国之道首在兴农”为题,向朝廷奏请了一道有关兴办农事试验场的折子。光绪皇帝接到奏折后仅十日就给了回复:“奉依议。钦此。”经商部讨论,选择了西直门外的乐善园、继园、广善寺和惠安寺及附近官地,总计约71公顷的土地开辟农事试验场。这一带土质肥沃,泉流清洌,交通便利,作为农事试验场最为适宜,尤其是乐善园和继园,更是来头不小。
乐善园,最早为康亲王杰书的私人花园,北靠长河,风景优美,取意“河间为善最乐之语”,后久废。乾隆十二年重葺乐善园,因为乾隆皇帝经常要行船至畅春园问候其母,而乐善园又是龙船必经之地,为了便于中途休息,所以将其改为行宫,但仍沿其旧名。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母皇太后六十大寿,乾隆皇帝为了庆祝母亲寿诞,又在乐善园内建倚虹堂一座,解决待膳之用。除此之外,行宫内还有各种楼台亭阁、精舍敞宇、奇花异草,小桥流水,美不胜收。仅以乐善园为题,乾隆皇帝就写了17首诗篇,而以其内部景点为题的诗篇竟多达37首,可见乾隆皇帝对乐善园的情有独钟了。
继园,一代名园,几易其主几度更名,邻善园、环溪别墅、可园、继园都是它曾经的名称,但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它的历史演变与归属问题,一直都扑朔迷离,从现存诗文中可以得知,这里曾经也是景色怡人,花木繁盛,雅致别趣的宴游之地,众多名人雅士都到此赏花、饮酒、赋诗,但由于后来产权主的变更和疏于管理,此园慢慢荒废了,直到光绪十一年左右,此园归内务府奉宸苑所辖,变成了皇家御园。在这许多名字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却是它的一个俗称 “三贝子花园”,只要提起这个名字,老北京人就知道这说的肯定就是动物园了,因为这里正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万牲园的所在地。道光年间,花园名为可园,产权归觉罗宝兴所有。据清人李铭慈的《越缦堂日记》记载:“可园,中都人呼‘三贝子花园’,相传为‘隐诚亲王’赐邸。”但人们为什么更愿意称它为“三贝子花园”,据老辈人讲,这里曾是勋臣恒三贝子福康安的私邸。但根据史料推测,可园,即乾隆时的邻善园,其主人为永珊,而永珊则是隐诚亲王允祉的孙子,允祉又是康熙皇帝的第三子,这可能便是三贝子花园称呼的最早由来,但允祉一生从未封为贝子。也许人们更加愿意相信这里就是被传为乾隆“私生子”福康安的宅邸,所以口口相传,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北京动物园的前身就是福康安的私宅呢!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908年6月16日),农事试验场正式对外开放,作为振兴本国农业技术的示范性农场,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的极大重视。在筹建期间,慈禧太后还曾下旨询问过农场的建设速度,及农场内所需动植物的购买情况。因此各地方官员和出使外国的大臣纷纷将所在地的名贵花木、农作物寄到这里进行培育。农场由动物园、植物园和农产品试验三大部分构成,以展览植物为主,场内还建有试验室、农器室、肥料室、标本室、温室、蚕室、缫丝室,及各种果蔬花卉、桑麻种植、初等农业学堂、咖啡馆、照相馆等。这座规模宏大,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农场,一经开放就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前来游览,门票售价铜元8枚,儿童与跟役减半,但男、女客人需在南窗和西窗分别购票,男为白票、女为红票,由东门入场,分为男左女右。由此可见当时社会虽有西化之风,但“男女之大防”还是头等大事!
万牲园
万牲园,位于农事试验场的东南侧,占地1.5公顷,四周以围墙及河水相隔,西、北处各有一座木桥与外相连。在筹建农事试验场之初,慈禧太后就曾垂训:“拟选取各种鸟兽鳞介品种,选行豢养陈列。”出过洋的大臣端方从德国订购了第一批动物,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这些动物到京,内有象、虎、豹、熊、狮、鹿、野牛、斑马、袋鼠、猿猴、鸵鸟、鹭鸶、天鹅、鹦鹉等,共计一百三十多只禽兽,花费了二万九千多两白银,随动物而来的还有两位高薪雇来的德国饲养工人。除了这一批动物外,农工商部也从海外购买了一批禽鸟,有白鹤、鱼划、、山鸡、凤头鸭、鸳鸯、山枭、雁等数十种鸟类,国内各地的官员和出使各国的大使也呈送了各种奇禽异兽。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日(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先于农事试验场开放,门票铜元二十枚,儿童、跟役减半,男、女游客分单双日入园。尤其是男、女游客不得同行,这一规定一经执行,就引来社会舆论的强烈抗议。万牲园是中国真正意义的第一家动物园,它不再把动物豢养在御园之内只供皇家观赏,而是面向大众展出。这里的动物来自世界各国,千姿百态,无奇不有,对于封闭已久的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引得万千游人竞相参观。“全球生产萃来繁,动物精神植物蕃。饮食舟车无不备,游人争看万牲园。”这首竹枝词就是描写当时的热闹景象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慈禧太后在光绪及后妃的陪同下,一起参观了农事试验场,尤其对动物园里饲养的形形色色的珍稀动物极感兴趣。游览后,慈禧太后“深喜其办理完善,特颁发内帑白银一千两,分别赏给园内各项人员,以资奖赏”。后来她还把自己非常喜爱的一只小猴子赏给了万牲园,王公大臣们为讨得“老佛爷”的欢心,也把自己的宠物纷纷送到了动物园里,有那桐送的锦鸡、奕匡送的鹿、载振送的石猴、袁世凯送的寿星猴,还有内务府大臣继禄送的八个蹄的马等等。经过精心的饲养,动物园内的动物也是越来越多,据宣统元年(1909年)《农工商部章程》记载:动物园内“建有兽亭三座、兽舍四十余间,鸟室十间,水禽舍、象房、鸟兽繁殖场及动物标本陈列室各一所。展览动物共约八十余种七百只。”

饱经沧桑,新生重现
农事试验场除了是一块农产品试验基地外,还是清朝最后一座郊外行宫。在农场建造时,慈禧和光绪就多次垂训大臣,注意风景。因此场内的建筑物,多带园林形式,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又有欧洲复古式的,还有日本式的,楼台亭阁无不精巧雅致。为了方便两宫到此游览,还将北邻长河的西宫门处,新添了宫门二座,码头三处,为御舟登陆之用。而我们现在由动物园到颐和园的这条水道,正是当年特意为慈禧老佛爷而设计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和九月,慈禧及光绪先后两次临幸农事试验场,每次均下驻跸畅观楼,楼内的陈设除了珍贵瓷器外,更多的是当时非常新颖的“时髦货”。据文献记载:“楼上、楼下均有特制的各式沙发,有转圈四人的,有三人的,二人的。二人的沙发为S形,椅垫等大部分由农工商部绣工科特别制造的,花卉禽鱼五彩灿烂。地毯也是五彩织绒的。楼内四壁悬挂螺钿屏、钿绣屏,绣屏上有款识。有画屏四帧,为金陶陶女士手笔。”
除此以外,园内还有重新修缮开放的圆形中式花园游廊——牡丹亭、荟芳轩、松风萝月轩、绿依亭等清末建筑,而海峤瀛春(又称东洋房)、来远楼、万字楼、观稼轩等风格多样的建筑早已消失,只能从老照片中寻找它们美丽的身影。
作为中国最早的动物园、植物园和农产品改良基地的农事试验场,它有着辉煌的过去,但进入动荡不安的民国后,农场的管理每况愈下。民国25年(1936年),园内只剩动物100余种。尤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政府更无暇管理,园内动物多为老弱病残。1943年9月,当时的日伪政府下令称“查该场动物园内所饲养之狮、豹计有十数余只,近闻患病者甚多,为免除传染起见,应即一律处置”。其实除了一对年龄较大的狮子和1只老豹外,其余均在壮年,而且还有1只尚在吃奶阶段的小狮子,饲养员舍不得将它们处理掉,但日本宪兵队几次来查,迫于压力在11月中旬,终将这批狮、豹毒杀。新中国成立前夕,园内仅剩13只猴子、3只鹦鹉和1只瞎眼的鸸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家对动物事业的重视,尤其是“熊猫外交”的巨大成功,让更多国家了解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如今北京动物园展出的动物多达四百余种五千多只,而且它们来自世界各国。除了我国特有的珍贵动物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朱鹮、东北虎、雪豹、荒漠猫、野马外,还有许多来自全球各地的珍稀动物,如南极的企鹅,印度的犀牛、非洲的斑马、鸵鸟、牛羚,美洲的食蚁兽、树懒、紫蓝金刚鹦鹉、羊驼,澳洲的袋鼠、双垂鹤驼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动物、热爱动物,动物园内还建造了科普馆和北京市海洋馆,而这座海洋馆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内陆水族馆。北京动物园这座曾经的皇家行宫,现在却是全国规模最大,饲养动物最多,科技力量最强的动物园,这应该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永远想不到的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可爱的动物,还有许多奔波于园内维护秩序、宣传保护动物知识的志愿者。这一幅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才应该是这座公园内最美好的画面。

(原作者:张田)

    北京佛道教寺院宫观多,庙会也自然而然多。

    北京最早的庙会记载,当为辽代“上已”春游。《辽史·禅俗志》载:“三月三日为上已,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这与清代蟠桃宫春场情形相似。
    金代庙宇,今有庙会者为土地庙与白云观。元时土地庙名老君堂,白云观名长春宫。明代之后,改为今名。当时香火或盛,已有庙会。元代北京的其他庙宇,至今犹 存并有庙会者,为护国寺,东岳庙,九天宫,十八狱及都城隍庙。《元史·礼志》:“城隍庙,至元五年建于上都,七年,大都路建庙,封神曰祐圣王”。此城隍 庙,因是帝王封神与祭祀而有香会,是可推知的。
    明代定都北京,庙宇遂盛。著名庙宇之新建者,为花市火神庙、隆福寺、吕祖阁、吕祖观、吕祖祠、南药王庙、北药王庙、东药王庙、财神庙、卧佛寺、蟠桃宫、灶君庙、善果寺、江南城隍庙、大钟寺、北顶、东顶、中顶、南顶、西顶等数十处。最有名的庙会有灯市和城隍庙市。
    灯市原设在五凤楼前,后迁至东华门外,全长二里。灯市原为无宵观灯而设,后来逐渐形成定期的百货交易集市庙会。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这里灯贾大小数以 千计,灯本多寡以数万计。灯市有“珠宝、古玩、香、丝绸、磁、锦等货,烟火、花灯花样繁多,美不胜收。每年正月初八至十八,城内权贵携重资来此买灯,且以 “多寡角胜负”。
    西城的都城隍庙,在明永乐时修筑一新。每逢初一、十五、二十五为庙会,它也是北京城内最早的一个庙会。每逢庙会,商品陈列有三四里,起自刑部街之东弼教 坊,下绕北延至都城隍庙。这里有绫罗、瓷器、书画、纸张等,有各种珍宝玉器,洋缎蜀锦、宫妆禁绣,世不常有,且不常见诸物件,应接不暇。来此庙会的商贾, 既有国内各族商人,也有不少海外来客,他们既来京为城隍庙敬香,又顺便大量采购商品。
    清代京师庙会,最著名者,为东、西庙会。西庙为护国寺,东庙为隆福寺。每年自正月起,每逢七、八日开西庙、九、十日开东庙。开庙之日,百货云集,凡珠玉、 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鱼虫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无所不有。崇文门外的花市、宣武门外的土地庙也类此,每月开三次,以出售日用品 及妇女插戴纸花为主。此外,还有厂甸、都城隍庙、财神庙、白云观、大钟寺、东岳庙等,皆为一年开市一次。这种庙会,如同定期开市的集,是种古老的市场形 式。
    清代北京还有定时集市,每天黎明“设摊者林立”,太阳升起即收市,因此又俗称为“鬼市”或“黑市”。最有名者为崇文门外的东小市和宣武门外的西小市。
    清代北京新建不少喇嘛寺,如雍和宫、黄寺、黑寺以及太阳宫等。黄寺、黑寺均为顺治时建,雍和宫等均有“打鬼”节,黄寺又分东西两黄寺,东黄寺无打鬼庙会。 黑寺分前后两黑寺。西黄寺、前黑寺、后黑寺、雍和宫以及弘仁寺、嵩祝寺,清代均有“打鬼”庙会。二月初一,太阳宫进香。
    妙峰山碧霞元君庙,是娘娘庙,在京城西北八十余里。山路四十余里,共一百三十余里,每年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进香人数约数十万,香火之盛甲于天下。
    清代北京城外尚有东、南、西、北、中五顶,在清代庙会也极盛。北顶碧霞元君庙,在德胜门外土城东北三里许,每年四月有庙会。西顶娘娘庙,在万寿寺西八九 里,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中顶在右安门外一里许大道旁,亦娘娘庙。历年六月初一开庙一日,游者甚众。永定门外有庙,俗呼南顶,每年五月初一日 起至十五日止,开庙半月。民国以后,北京庙会中,郊外春场渐趋冷落。南顶跑马,中顶排会,早已停止。文昌庙会已废。至于海王村公园,则民国七年始建。东城 灯市口之灯市移于此,合旧日厂甸、神庙、土地祠、吕公祠为一处。庙会兴盛,初一至十五日庙会,有时增加数日,二十五天,游人甚多,1929年以后,北京有 五大庙会,即土地庙、花市集、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这样在北京可以说每天都有庙会。
    对于多数北京人来说,庙会不是求神拜佛,而是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早年北京没有大商场,一切生活日用品,衣着鞋帽,锅碗瓢勺、儿童玩具、日用杂品,无一不可 从庙会上购得。购物同娱乐结合,听相声、说书,看洋片、戏法、杂耍等。市民可以从庙会上随意品尝各种类风味小吃,一饱口福。
    总之,庙会是旧北京一种特有人文景观,是工商业进行物资交流的重要渠道,是传播民俗文化的重要场所,是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民俗的一部分。直至今天,庙会对于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对于促进经济发展,仍发挥着很好的作用。 

京郊西山绵延起伏,中有一峰形凹如鞍,人称马鞍山。在马鞍山麓距京35公里处,有一座久负盛名的大戒台和以其得名的千年古刹戒台寺。

《京城古迹考》记载:“寺系唐武德中建,旧名慧聚”。唐朝初年,一位以戒行见称的高僧智周禅师,造中了马鞍山麓一处松柏繁茂的山洼,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创建了一所寺院,时称“麓聚寺”。辽代成雍年间有一个名叫法均的高僧,在这里开坛传戒,建立了戒台。明代正统年间,又进行了重修,改名万寿寺,敕令僧人如幻到这里设坛说戒。此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又对这座寺庙进行修葺与扩建。现存建筑,多为清代所建。

戒台寺坐西面东,依山势而建。其主体建筑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千佛殿、三仙殿、九仙殿、戒台等。

戒台寺

历史上戒台寺经常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受其影响,京西大型民俗活动逐渐多了起来。《宛署杂记》载:“四月赏西湖景。登玉泉山游寺。耍戒台、秋坡、观佛蛇。”明代每年四月初八至十五京西佛诞庆典的大型活动有五项,其中三项在门头沟境内,两项在戒台寺。一是四月初八至十五的赶秋坡;二是四月十二耍戒坛。

关于赶秋坡,《宛署杂记》这样记载:“戒坛是先年僧人奏建说法之处,自四月初八至十五止,天下游僧毕会,商贾辐辏,其旁有地,名秋坡,倾国妓女竞往逐焉,俗云赶秋坡。”戒台寺每年四月庙会期间不仅聚集了各地的游僧、商人,连妓女们也来赶庙会,并聚集在戒台寺附近的秋坡。这种妓女大聚会的民俗活动,在历史记载中十分罕见。戒台寺附近今尚有秋坡村。

    耍戒坛是明代京西四月民俗活动的高潮。

《宛署杂记》中这样描述:“十二日耍戒坛,冠盖相望,绮丽夺目,以至终行之处,一遇山坳水曲,必有茶棚酒肆,杂以妓乐,绿树红裙,人声笙歌,如装如应,从远望之,宛然如图画云。”四月十二这一天,天下的游僧,倾国的歌舞女,四海的富商,九洲的宾客纷至沓来。悠扬的歌曲传遍了戒台寺和附近的山野,沿途的茶棚、民间花会、人声喧杂,到处是笑语笙歌,绘成了一幅彩色绚丽的进香大画卷。

清朝入关以后,戒台寺香火依然很旺盛,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到过戒台寺,题匾,写诗、立碑。清末,外有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内有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武装反抗,清廷内忧外患,国力日衰,戒台寺趋于衰落。民国时期许多要人或捐资修复古刹,或立碑保护戒台寺免遭破坏,来自市内和外地的善会在戒台寺立了几十块碑。卢沟桥事变以后,戒台寺香火日渐稀少。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还乡团继续对寺庙进行破坏,大肆砍伐戒台寺周围的树木,秋坡村一带遮天蔽日的高大乔木被砍伐殆尽,西峰寺一带松林也遭到严重破坏。

 解放后,戒台寺停止了佛教活动,开辟为公园。80年代以来,又对戒台寺进行了全面修葺,沉寂了近半个世纪的戒台寺终于又焕发了青春,重新向世人开放。 

本文作者:赵兴华

我居京的资历太浅。五十年代北京还保留了小胡同的盛景,我没有出入逛过。常住的东总布胡同像一条长长的小街;几个总布胡同都在这个方向,直拔拔的,在此没 能领会胡同曲里拐弯的妙趣;也不知所住各式人等的喜怒哀乐。这个总布胡同我也没问清楚它的来历典故,当时常记着作家不是坐家,在北京,我只能是一个匆匆的 过客。

至今我深深地记着的只有两条胡同。 1956年深秋,我调中国作协,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后院。东四王府大街筑了文联大楼,作协的大本营已移到该处,22号成了宿舍。记得冯牧来京看病时,住 在22号的东院,原天翼同志住过的房间,他的老朋友老韩照料着他的生活。若冯牧有什么事要我帮忙,老韩就会及时地告诉我。之后冯牧做大手术,也是老韩陪伴 着,直到他去小汤山疗养。

老韩是一个忠厚平实的北方汉子,他住在西城的一条小胡同里。熟识之后,我曾和李纳去拜访过他。记得那天,我和李纳挨个儿瞧着那一带胡同的字牌, 转弯抹角终于找到叫小拐棒的胡同,一阵惊喜。北京有许多胡同的名字小字开头,大约是古远的居民对它的昵称。拐棒实在地小,成了一条胡同的名称,也是有来由 的吧!那天在老韩家初见苏大姐,才知道老韩原是苏策的姐夫。我们过了半天北京人乐呵呵的家庭生活。苏策和冯牧是幼年时的朋友,冯牧病了,苏策在云南,以姐 夫相替来关心、照料冯牧,童年时建立的友谊竟那么真挚地存在着!八十年代我在车中再见小拐棒胡同,心中一紧,1980年在云南苏策就告我,老韩已在“文 革”中故世,我时有再也不见这个好人的遗憾。

还有一条胡同,也是小字开头:小羊宜宾,是小羊尾巴的雅称。北京的胡同不少以动物的一个部分命名,如我也熟悉的象鼻子后坑。与我近乎同乡的葛 琴,住在小羊宜宾胡同的深处。我在1957年离京前去过几次。隔了二十年,才有机会通过赵堂子胡同去找葛琴,过去的驾驶班长老曹,把我送到他熟悉的“邵荃 麟家”。不知为什么宅子的围墙拆了,几间小屋,裹在惨淡的月光之下。我在西首的一间找到了主人,她好像住在一张双层铺的下面。满头白发,可还是巍凛凛地坐 了起来,细看是我,双手把我抱住,我们都泪流满面。酷似荃麟同志的小孙孙,在一旁冷静地对阿姨说:“你看奶奶激动了!”我知道激动不利于中风后的病人,马 上收住泪水,把她的泪水也轻轻揩去。二十年的感伤一起涌上心头。葛琴是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老革命战士,也是荃麟不能须臾相离的助手、贤妻。一个走了,一个 这样病着,她一肚子的话却说不出来。后来我再去看她,这里已属大雅宝胡同,大约这只角正挂在前面胡同的尾巴上。从这走出去就是新辟的宽敞大道。

大雅宝胡同

大雅宝胡同

本文作者:菡子

 “当当车”是解放前北京市民对有轨电车的俗称.当年很少有人知道有轨电车这个词儿,但一提“当当车”,老幼皆知,无人不晓。为什么叫“当当车”呢?因为这种木质结构的有轨电车,在电车司机脚下有个铃铛,司机边开车,边踩脚下的铃铛,于是就发出清脆的丁丁当当的声音。这声音在大街上反复发出,深入人心,所以称有轨电车为“当当车”。一说“当当车”没有不知道的,道是正式名称有轨电车一词,却没有人说起。

 

 电车上设司机一人,在前边站着开车。售票员一人,有时还有稽票员,都是男姓,身穿蓝布制服,头上戴着加沿帽子,身挎皮包,还有一个随时用的铜哨,每逢乘客上车后,就以铜哨一响为号,司机即开车。人们一看车来,就忙跑来上车,惟恐售票员吹哨,因为老人腿脚慢,恐怕赶不上车吹哨,所以北京有个歇后语,每逢有人吹牛说大话时,就用“老太太上电车——别吹”,来讽刺对方,这条歇后语,就是乘有轨电车中产生的。

 

 乘客上车后先买票,售票员的车票颜色不同,分段售出各色车票,卖票时用粗红蓝铅笔一勾,交给乘客作为凭证,都是站着卖票,说话非常客气,总是说“劳您驾,往里走,谢谢您啦!”稽票员穿毛料制服,有时中途上车查票。

 

 据载,有轨电车的历史最早出现在1900年以前,是在永定门至马家堡之间,全长15华里。在义和团运动中,很多人出于对外国侵略者的愤恨,把这条路线、轨道破坏了,电车也被砸烂。后来~直到1921年,北京才正式筹建电车公司。于是年5月9日,由京师市政公所督办张志潭,和中法实业银行代表赛利尔签订了“北京电车合同”,并借款200万元作为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官股。6月,电车公司正式成立,着手筑路购车。

 

 1924年12月8日北京电车通车。法国银行向中国政府提供的贷款,不仅利息高得惊人,而且还要插手公司的事务,借操办事务之时,探清中国经济和政治情报。当时北京的机械工业及修理机械业非常落后,几乎等于零,所以一切电车设备都靠外国进口。法国人享有特权,由他们提供公司所需的机车、车辆、发电等设施,从中索取高额利润。其他设备都是从国外购入。买来的设备,都是人家淘汰的旧货,还有那些残缺不全的零部件。通车时,市民好奇,都来当作一件稀奇事物,并以一乘为快。有的虽无正事外出,也要来回乘坐两站,体验一下新鲜感,所以车里总是拥挤不堪。

 

 乘电车的价钱要比乘人力车便宜四五倍,因此很少有人坐人力车了。乘车时还有的人为了不花钱或没挤上,就扒在车尾的一根横木上,半只脚踏实.半只脚悬空,双手拉住开着车窗的边框上,随车而行,这条横木可以并排五个人,这里可不买票,立在车后,洋洋自得有说有笑。每逢车到站一停,他们纷纷跳下;车一开再纷纷攀上,不用花钱坐车。当然,攀车人都是年轻胆大的,很少有老人。

 

 有轨电车刚开始运行时,只有前门到西直门一条路线,往返行车的电车也只有10辆。后来又经过五年的时间,在1929年时,全市有轨电车才发展到六十来辆。行车路线也增加了,有天桥至西直门、天桥至北新桥、东四至西四,崇文门至宣武门、太平仓到北新桥、前门至西直门共有六条路线。到了1932年,又新开辟了崇文门至菜市口的路线。

 由于电车的出现,一般人出门办事,就很少再乘坐人力车了,因此北平人力车工人出去一天也拉不上几个“座”,有时一天到晚不开张,过着吃不饱、睡不暖的生活。为此拉洋车的非常气愤,特别痛恨电车,认为是电车夺去了自己的饭碗,拉车工人全都有怨气。于是,在1929年1O月的下旬,北平人力车工人爆发了捣毁电车的大示威,受到当局军警武装镇压,捕走了1200余人,其中四人被杀害,人力车工会也被解散。全国总工会为此发表《告全国工人书》,并在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出《援助北京人力车夫通电》。

 因为从国外进口的所有电车设备非常陈旧简陋,再加上公司内各主要股东之间的争权夺利,电车公司的营业很不景气,一度试图通过提高电车票价,来缓和这种局面。但由于票价昂贵,每天的客运量,也就在五万人左右。到了1937年以后,日本统治者强行把一批本国内的破旧电车卖给北平电车公司,使车辆增加到100余辆,但每日的客运量也超不过八万人。因为电车公司的经营越来越糟,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前夕,每天来往的电车不足30辆,最少的时候,全市只有一辆电车来回跑动。由于车少,像珠市口、前门、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等繁华地方的有轨电车站,经常是人山人海。车刚进站还没有停稳,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即便步灵腰爬窗而人。有时好不容易等来了车,但车到了站不停,售票员在窗口告诉等车的人们:“车上人挤,不开门了。”致使一些人不得不在电车行进时抓车而入窗,在抢乘车中,呈现出杂技般的惊险动作。《北平日报》上,曾登过这样一则打油诗:“站头等车二三时,两眼望穿脖梗直,为省金钱六七角,如似婴儿盼奶吃。”诗虽然写得有些俗气,却把乘客等车急待的心情,很形象地表达出来。

 

 由于社会政治黑暗,有轨电车的司机、售票员生活困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早在1925年4月,就进行过一次罢工。在四十年代有轨电车工人也进行过多次罢工运动,当年我家住在川堂院一带,家里让我去前门大街买虾酱,当来到前门大街时,见有轨电车从南到北,一字长龙排在前门大街上,因为虾店在街西边,无法穿过,马路上都被电车阻住,于是我就从车与车之间的缝隙里走向路西的虾店。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了。那时电车公司已面临破产,全市只有49辆电车能行驶,北平当时有200万人口,车辆无法满足交通行驶需要,于是工人们积极性很高,就在这年的3月9日,电车公司修造厂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他们提出:“为迎接解放后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修复车辆100部”的决心。于是全体职工干劲十足忘我地劳动,于4月中旬完成了修复任务。可是,有一天佛晓时分,解放初期暗藏下的反革命分子,仇恨新生的共和国,他们放了一把火,风助火势速成一片,当时消防器材也不全,这会还没到上班时间,其中50余辆机车被大火无情烧毁。

 这起反革命破坏事件,也燃起了工人们心头的怒火,人们齐心协力抓坏人,并聚全力搞抢修,克服了很多想不到的困难,夜以继日地玩命干,在10月25日又完成了第二个百辆机车的修复任务,为建国初期的首都公共交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1958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晚上乘坐了从西单至西四的有轨电车,和车上售票员李松林谈家常,仔细了解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的情况。

 

 在1959年的3月10日这天,北京内城出现了第一辆无轨电车。后来无轨电车陆续代替有轨电车。到了1966年6月,北京最后一辆从永定门到体育馆的有轨电车路线停止运行,在北京行驶了六十余年的有轨电车,从此完成了历史使命。有轨电车虽有缺点,如一车坏了停在轨道上,后面的电车就无法行驶,只好排成一串,但它的优点也不少,首先是无污染,停车稳,容量大。

 据悉,市政府准备恢复前门至永定门的有轨电车路线,实在是利大于弊,而且恢复了当年前门大街的历史景观,这是件大好事,有利于形成天桥、大栅栏一带独特的地域特色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这一举措既引起老北京人的怀旧情思,也让今天的青年人一饱眼福,品味一下乘坐“当当车”的滋味……。

 

铛铛车重现北京前门大街

铛铛车重现北京前门大街

本文作者:崔金生

本文源自一位隆福大厦的老员工口述,现年62岁,在隆福大厦任职20年。

原来隆福寺是四个大棚,先后拆除盖了前楼和 后楼,前楼不说,在拆除隆福寺后部的时候,挖出石龙一只,体型硕大,后被大卡车拉走,现今存放于何处,不得而知。紧接着,大概同样位置,挖出一精致玉器, 晶莹剔透,雕工精良,摆放于隆福大厦工艺部,一边展览一边售卖。此玉器在工艺部展售时,大厦相安无事,生意兴隆,但好景不长,一新加坡商人看上此玉,几次 三番来游说,想得此玉,为此,隆福大厦还举行了一次员工大会,专门讨论,最后投票结果,还是以高价卖出,价格为88万!当年每月员工工资只有两三百 元,88万几近天文数字。

新加坡人买走玉器之后,紧接着就是大火,而且,起火地点正是当时放置玉器的工艺部!

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差不多了,说点不知道的,第一,所判刑的几人,基本上是背黑锅的,有一人是刚刚上任就遭遇此事。第二,大火后,隆福大厦大部分商品都搬到位于现今东五环平房乡一个大仓库,铺在地上满满都是,员工几天几夜都没有回家休息。第三,大火过后,虽然追究了部分人的责任,但是也救了部分人,当时的隆福大厦员工内部利用职权之便发财的比比皆是,这场大火使这些肮脏之事,掩盖与浓烟之下,无从查证。

隆福大厦大火已经过去20年,此事曾经是北京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很多版本传说,举不胜举。我只想说,北京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北京的老城,无论从设计、布局还是风水学说,都体现了5000年中华文化之精髓,不容随意篡改!请-你-尊-重-它!
 
隆福大厦前身

隆福大厦前身

胡同游已经失去了原有历史意义,四合院被随便改造翻新,与历史原型毫无关系,甚至编造历史已迎合游客喜好。北京胡同旅游调查之一《大金丝胡同33号》

访谈对象:大金丝胡同33号

 2009年1月初,笔者对大金丝胡同33号的四合院进行了实地调查。这个四合院同样被评为“奥运人家”。

笔者同样选取了媒体的典型的报道:

 胡同“奥运人家竹让外国人体验北京文化

 2008年07月13日20: 55: 58来源: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sports/2008-07/1 3/content_8539331.htm

 …大金丝胡同33号的主人张静,今年61岁,谈到自家的四合院,他如数家珍.张静拥有的这个老宅子建于明代天启年间,距今有386年历史.院内共有大小房14间,其中4间在奥运会期间对外国游客出租.为了让中国元素在自家的四合院中更多展现,张静给每个房间都取了古雅的名字,餐厅叫做“汇珍斋”,Alice住的卧室则名为“倦勤斋”.“在被评为‘奥运人家’前,我们家就接待过不少的海外游客.这次为了竞选上‘奥运人家’,我们特意添了一个卫生间,还增加了一些服务设施.”张静说.

 与南官房胡同39号差不多,这个院子也是“四合”的格局。院中有天棚、老树和北房为老房子,几根红柱子都已经掉漆。东、南、西三面为新房子,每面房子的屋门上都挂着招牌。张静把笔者带到了东面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向笔者介绍了四合院的由来和他们这个院子的变迁:

 “大约从明朝开始,北京城就有了四合院。四合院的大门有讲究,当官人家的门是红门,普通百姓家的门是黑门,表明社会地位不同。住人也有规矩,一家之主或长辈住北房。男孩住东厢房。过去以东为尊,以左为上,男孩的地位高于女孩,所以住东面。‘少东家’就是对男孩的尊称。女孩住西厢房。五行中,西属金,女孩为‘千金小姐’就是从这儿来的。南房是书房和仆人住的地方。四合院里面的房子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北房地基高于其他房子,夏天刮南风,风只能吹到北房的屋檐下,在门前形成一个涡旋,阻止热风进入室内,住起来非常凉块.冬天时,北京刮西北风,北房高,可以阴挡西北风进入院子。而且太阳可以一直照到北房尽里头,使室内非常温暖。所以,北房的条件最好,给老人住。女孩住西厢房,冬天可以避免西北风的侵扰,夏天正迎着东南风,住起来非常舒适。男孩子血气方刚,因此住东厢房。四合院又与五行相连,北属水,南属火,水火不相容;东属木,西属金,男孩子属阳,女孩属阴,故分住东西。”

 “四合院里的树木也有讲究。老北京讲:‘前不栽桑,后不种柳。’家里一般种石榴树.石榴树开红光,寓意红红火火;秋天结果,果实籽多,寓意‘多子多孙’.石榴果子裂开口的,寓意‘笑口常开’,闭口的寓意‘团团圆圆’.家有男孩子种枣树,寓意‘早生贵子’.当官人家种柿子树,寓意‘仕途如意,步步高升。’我们家院子里这种的是梧桐树,因为我们这一代只有兄弟俩,没有女孩,所以种梧桐寓意‘梧桐引来金凤凰’。”

“这个院子是1948年我祖辈用2000大洋买下的,最多的时候住十六口人.解放后,北京成了首都,城市建设加快,许多院子就成了大杂院。我们家是独门独户,非常难得.奥运期间,我们家被评为奥运之家,接待了各国游客。现在,这个院子还继续接待游客。院子一共有四间客房。每间客房的标准是230元一天。”

 (在这里,笔者问张先生,这种独门独户的形式是不是从1948年一直保持到现在,张先生非常肯定地回答“是”,笔者又问,“文革时期”院子里有没有其他人居住,有没有盖过简易棚,张先生予以否认.”)

 笔者在院子里大概参观了一下。刚才所在的那个房间为餐厅,与餐厅相邻的是一个卧室,里面布置成洞房的样子。西面的房子都被布置成了供游客居住的卧室。里面房间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客房。北房靠西的那个暗间为厨房,中间为主人居住的房间,东边的暗间变成了展览室,里面有一些北京的传统玩具和家具。

 从北房中出来,笔者又和张先生的亲弟弟聊起了这个院子。他的说法与张先生的大相径庭。他告诉笔者,过去的老房子是三进院落,现在这个院子是过去房子的中院。在“文革”中,这个院子被收归公有,他们一家被迫迁离,去外地谋生。直到2000年,这个院子才归还给他们。“文革”期间,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每一家都在院子里盖简易棚、作为厨房或卧室。他指了指北房前那个用水泥砌的厨房告诉笔者,那其实就是过去的住户盖的,一直沿用到现在。2000年收归私有后,有关部门派人,将院子中简易棚全部拆除,又对房子进行了整修,才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当笔者问及申请“奥运人家一的事情时,这位先生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告诉笔者,南官房39号那个院子过去是大杂院。几年前,现在的户主人将房子买下,并按照四合院的样子重新进行整修,才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他还跟笔者说:“你可以在胡同里问一问,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

 大金丝胡同33号院的主人的讲解比南官房39号院的要稍稍详细一些,但有些地方也有待商榷。比如住房的分配上,主人介绍说是男住东厢房,女住西厢房。实际上并不像他说的那样绝对。王其钧写的《老房子——北京四合院》一书中有一张北京四合院示意图,其中标明的是大儿子、三儿子住东厢房;二儿子,四儿子住西厢房;女儿住后罩房。再比如,主人介绍说在四合院中西方属金。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老房子》 -书中提到:“北京四合院的厨房是设在院落的东北或东南部,这是按照阴阳五行之说,东部属金,金需火炼。另外,有一件事情引起笔者的极大兴趣,那就是兄弟二人对于这个院子的历史的介绍完全不一致。从内容上判断,弟弟说的更接近于实情。为什么哥哥在介绍时故意隐瞒了这些历史,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除了以上两个对外开放的比较有特色的“四合院”外,笔者还对附近的院落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一些房屋在近几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在格局和形制上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北官房胡同,一位负责胡同治安的老人向笔者介绍了几间已经完成改造的四合院。其中一个处于小金丝胡同口的院子装饰得比较豪华,院墙上还有车库的大门。据负责治安的老人介绍,这个院子过去是一个三合院,没有东房,而且院子与周围院子的高度差不多。到了2005年,一个外来户将院子买下,并按照四合院的形制进行了大规模的翻修。改造后的院子主要作为旅馆向外国人出租,据说租金不菲。根据笔者的现场观察,院子大门前有九级台阶。按照过去四合院的礼制,九是至尊之数,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而这个院子显然不是皇帝的宅院。由此看来,院子并不是严格按照原有的规模来翻修的。离这个院子不远的地方,还有两个院子。据老人介绍,靠路南的院子过去也是一个杂院,2003年的时候被台湾人买下,并进行了改造,现在大门上的装饰带有明显的西洋风格。在大金丝胡同,笔者还看到一些正在改造中的院落。院子里面已经完全被推平,重新划成了几块区域,院子的大门和门楼也正在改造中。周围的老住户告诉笔者,这个院子刚刚被一个英国商人以500万人民币的价格买下。这个院子是过去大四合院的车库,用来存放马车和供车夫休息。笔者观察到,这个院子的正门加装了新的门楼,而且门楣上有四个门簪。在这个院子的东边是原来老四合院的正门,门楣上只有两个门簪。由此可见,院子的翻新基本上是以主人的喜好为参照,而不是以原有的历史资料为参照的。

大金丝胡同33号

大金丝胡同33号

本文来源于:曹吉星-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说起咱老北京的胡同,那真是独具风情。现如今4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在胡同里长大,胡同是老北京人梦魂萦绕的地方。作家冰心在中剪子巷住了16年,90高龄时她曾深情地说:“只有住着我父母和弟弟们的中剪子巷才是我灵魂深处永久的家。”如果说紫禁城是北京的心脏,中轴线是北京的脊梁,那么胡同就像北京城的血脉。

要说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那真是“大胡同三百六,小胡同如牛毛”, 数也数不清。明朝时北京的胡同只有几百条。到了清代,随着城市的扩展,胡同已增加到两千余条。上个世纪中叶,北京胡同最多的时候有六千多条。胡同的增减与 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胡同长短宽窄各不相同,但人是胡同的灵魂,胡同是北京历史的见证。近现代北京城发生的许多影响全国的大事,大多与胡同有关。

北京最长的胡同是东交民巷。过去南方糯米运到北京,这儿是集散地,糯米又叫江米,故称江米巷。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一签订,东江米巷就成了使馆区,改名为东交民巷。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举国愤怒,北京高校的3000名 学生齐聚天安门游行。示威队伍走到东交民巷,想到美国使馆去,却被巡捕阻拦,几经交涉,几名代表才来到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大使馆前,递上请愿书。在自己的 国土上却不能自由通行,如果国家亡了,又当如何?游行队伍中当即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随后学生们奔赴东城的赵家楼胡同,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住 宅,这就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方向的五四运动。

北京最有名的胡同是铁狮子胡同,因胡同里有一对元朝铸造的铁狮子而得名。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扶病北上,到北京与各界人士共商国事。因肝癌复发,中山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手术和化疗均告失败,最后转移到铁狮子行馆采用中医疗法。3月12日中山先生辞世。出于对先生的仰慕,到铁狮子胡同凭吊的北京市民络绎不绝,竞达74万人之多,交通几为断绝。段祺瑞执掌临时政府后,也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1926年3月18日,北京市民满怀爱国热情,为反对帝国主义,组织了5000人到铁狮子胡同请愿,结果卫队枪杀爱国学生多人,酿成“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因此下台。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张自忠将军,北平市政府把铁狮子胡同改名为张自忠路,以纪念这位为国捐躯的英雄。

 

张自忠路

张自忠路

今年是共和国成立55周年,这让我们不禁回想起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与北京胡同的关系。1918年8月,为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留学,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同仁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些湖南青年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租了几间小房子。这儿原来是清朝抬灵柩工人的屋子,由于人多炕窄,每个人的铺位只有一砖半宽,“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由于是南方人,他们不会做北方的面食,院里的一位妇女和一位老人主动帮他们,才算安顿下来。毛泽东深情地回忆说,他曾醉心于北京美丽的风景,“也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是新思潮的传播中心,第一次北京之行对毛泽东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北京城留下了他青春的印记。

 

今年1月31日,是北京和平解放55周年纪念日。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包围了北平城,国民党华北“剿总”司 令傅作义在战与和之间徘徊。傅作义的公馆就在小酱坊胡同,他的大女儿傅冬菊受党派遣从天津回北平专门做父亲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达成北平和平解放 协议,千年古都得以完整保存。原国民党北平市长何思源被蒋介石罢了官后,也积极劝说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这可惹恼了老蒋,他要军统特务暗杀何恩源。何恩源 住在东城的锡拉胡同12号。保密局派特务刺探好胡同的方位后,由号称“赛狸猫”的段云鹏带几个特务连夜在何思源家的房顶放了定时炸弹,结果,何思源的二女儿被炸身亡,夫人头中四个弹片,何思源的右臂被炸伤。但他不顾家庭的悲痛,第二天毅然出城,为保护古都北京倾尽全力。

 

胡 同蕴藏着北京的历史文化,家住胡同曾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随着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胡同正在从北京人的视野里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宽敞 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而此时此景却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胡同的弥足珍贵,胡同曾经历过的风云变迁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

 

 本文作者:陈静

 

摘要:通过红楼梦的早期抄本,追溯北京话中儿化音和轻话音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早在18世纪《红楼梦》时代,北京话中就已经使用儿化音和轻话音。

一语料和方法简述

 轻音和儿化音都是北京话中重要的语音现象。现代汉语偏重其共时的研究。本文试为溯源,以求现状与历史的沟通。

本文使用的语料为《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因为这些抄本反映着18世纪也就是清代前期的北京口语。时代、地区和性质都具有无可怀疑的确定性。主要用了以下七种本子:

一、197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十九年1754)。

二、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己卯本钥日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二十四年1759)。

三、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乾隆二十五年1760)。

四、1986年周汝昌序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王府本即《蒙古王府本石头记》(所据可能

是‘丙子三阅本’,乾隆二十一年1756)。o

五、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梦稿本即《乾隆抄本百甘回红楼梦稿》(乾隆四十九

年甲辰1784以前)。o

六、1986年中华书局影印列藏本即《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不能早于乾隆末年

1785–1795,也可能抄成于嘉庆年问1796一1820)。o

七、1988年重印197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戚序本1{11(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乾隆

旧抄)。④

以上这些早期抄本中,甲戌、己卯、庚辰三种,都在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之前,那时曹雪芹还在世。即使较晚的列宁格勒藏本,其底本来源亦甚早,尚保存着许多《红楼梦》稿本的原始面貌。@作为18世纪北京话的口语语料应该说是十分可靠的。

本文的考证方法主要是比较各抄本自身以及诸抄本之间的异文。通过汉文典籍的异文来探求隐藏在字形背后的语音,是传统音韵学的一个霉要研究方法。凭藉这个方法,清儒取得很大的成绩;本文继踵前修,或亦可有一得。比如在现代北京话里,“马虎”这个词

因 为第二个音节是个轻音,所以也有人写成“马糊”。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推求:《红楼梦》早期抄本中大量存在的同类型的异文也是轻音音节的反映。再 比如,在《金瓶梅》里把“挂枝儿”写作“挂真儿”,笔者曾根据这样一对异文推断在当时的口语中,这支曲名一定是发成儿化音[kuat融]的。@如果在《红楼梦》抄本中也有此种类型的异文,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北京话里至少在18世纪已经有儿化音的存在。

二《红楼梦》中的“轻音”例证

首先排比几组典型的反映轻音音节的词汇材料如下,请观察、比较(本文例句尽量要求完整,以便体会其语气):

(一)编排编派

①(探春)说道:宝姐姐,你还不拧他的嘴!你问问他编排你的话!宝钗笑道:不用问,狗嘴里还有象牙不成!(第42回)

例①庚辰本(978页)和梦稿本(499页)均作“编排”,列藏本(1798页)作“编派”。辰、梦稿两本自身也不一致:

②(袭人)见宝玉进来,连忙站起来笑道:晴雯这东西编派我什么呢……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养一养神,他就编派了我这些混话。(第64回)

例②这两处,庚辰本(1528页)和梦稿本(752页)又与列藏本(278l页)同 作“编派”“编排”,本身也是时此时彼。“排”和“派”两个字声调不同而可以通用,这就表明:后一个语素的实际发音必定不是个四声明确的重音节,而是不在 四声之属的轻音节。因为不在四声之属,所以写什么字好,就会随着书写者各自的理解而出现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往往会一时如此写,一时又如彼写,直到今 天也还有这种现象。“排”:安排,“派”:分派,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施之于人,甚至强加于人的意思。因此,这两个字是出于对“本字”的不同认识而出现的 一对异文。换言之,在这种场合,此种性质的异文除表示它们是同一个轻音音节的不同书写形式之外,别无他解。基于此,我们就可以根据这种异文断定:在18世纪时,这个词的后一个语素必定是个轻音音节。下述语料均同此理,不赘。

(–)便宜,便易,便益,便意

这一组语料,从《红楼梦》的用例看,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得到好处”的意思。比如:“湘云道:必定是外头去丢了。被人拣了去,到便宜他!”(第21回)另一个是“方便”的意思。比如:“他两家的房舍极是便宜的,咱们先能着住下,再慢慢地着人去收拾,岂不消停些!”(第4回)这个句子中“便宜”二字,甲戌本(4卷10页)径改为“方便”,其义可知。这正好跟今天的冀东话相合。在冀东话里,前一个意思说[man·i],後一个意思说[pian·i]而且轻音[i]往往带有轻微的圆唇性,近乎[Y]。在《红楼梦》里,不论哪一个意思,都可以在上列这组语料中找到异文。下面先比较“得到好处”义的异文:

③原来这贾瑞最是个图便易没行止的人,每在学中以公报私,以勒索子弟们请他,后又助着薛蟠,图些银子酒肉。(第9回)

例③诸本并作“便宜”,列藏本(303页)作“便易”。

④凤姐忙向贾蔷道:既这样,我有两个在行妥当的人,你就带了他们办这个——便益了你呢!(第16回)

④诸本并作“便宜”,列藏本(569页)作“便益”。而且,列藏本也有作“便宜”的地方,并不一致。如:

⑤贾母道:今儿原是我特带着你们取乐,咱们只管咱们的,别理他们。我巴巴的唱戏摆酒为他幻不成J在这里自听白吃已经便宜了,还让他们点呢J(第22回)

例⑤列藏本(834页)和其他诸本一样都作“便宜”,可见此本自身在“得到好处”这个义项上,至少有“便宜”、“便易”、“便益”三个异文。下面再比较一下“方便”义的异文:

⑥茗烟道:这可罢了!荒郊野外那里有!既用这些何不早说?带了来岂不便意!(第43回)

例⑥诸本作“便宜”,列藏本(1823页)作“便意”。

⑦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是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益,我岂不知闺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送不得的!(第64回)

例⑦列藏本(2794页)作“便益”。己卯本(849页)、庚辰本(1539页)、梦稿本(75府本(2481页)均作“便易”。戚序本(2465页)作“便宜”。

⑧凤姐儿立起身来望楼下一看说:爷们都往那里去了?旁边一个婆子道:爷们才到凝曦轩,带了打十番的那里吃酒去了。风姐又说道:在这儿不便易,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1911回)

例⑧列藏本(386页)、己卯本(219页)、庚辰本(249页)、梦稿本(138页)并作“便府本(413页)、戚序本(399页)并作“便宜”。也有诸本均未见异文的句子,比如:

⑨你这空儿闲着,把送姥姥的东西打点了,他明儿一早好走的便宜了。(第42回)

例⑨诸本并作“便宜”。在“方便”这个义项上,独列藏本自身就有“便宜”、“便意”、“便益”、

“便易”四种异文。

从以上例③至例⑨这七个句子看,无论各本自身还是诸本之间,“便宜”、“便易”、“便意”、“便益”可以通用,可知“宜”、“易”、“益”、“意”这四个字所反映的这个词的第二个语素必定也是一个轻音音节。18世纪时的北京口语中,入声已经消失,“益”字可用;“难易”的“易”本为去声,“宜”字已非疑母,所以也可以用。

(三)差事差使

⑩(尤氏遭)我常说给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当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儿又派了他!(第7回)

例⑩己卯本(149页)、列藏本(234页)、梦稿本(96页)并作“差事”。庚辰本(169页“差事”,后又改作“差使”。

⑩(焦大)先骂大总管赖大,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了好差使就派别人,像这样深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着我了!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总管!(第7回)例@列藏本(236页)作“差使”。庚辰本(169页)原抄“差事”,后又改作“差使”。甲戌(7卷14页)、己卯(149页)、梦稿(96页)、王府(285页)、戚序(275页)诸本并作“差事

⑩麝月忙道……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道我们里头的规矩!(第52回)

例⑩庚辰本(1223页)作“差事”,列藏本(2216页)、梦稿本(622页)、王府本(201序本(1957页)并作“差使”。也有诸本问未见异文的例句,如: ’

@他女儿笑道……妈还有不了的什么差事?手里是什么东西?(第7回)

例⑩各本并作“差事”。

⑩春燕笑道……我妈和我姨妈他老姐妹两个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的真了。先时老姐儿两个在家抱怨没个差使,没个进益,亏有了这个园子,把他挑进来…–(第59回)

例@各本并作“差使”。但是这种情况只能说字面上没有出现异文,并不反映“差事”和“差使”在词义和发音上有什麽差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例⑩和例⑩两句同在第7回而又相隔不远,列藏本的抄手此处写“差事”,彼处写“差使”,说明这两者的Vl语音实无区别。至于庚辰本两处都先抄成“差事”而后又都改为“差使”的现象,也说明抄者的语音并无差异才随手这么写,而后为了和底本一致才又改“事”为“使”的。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就无法解释前引诸例中两者通用的现象。 .

(四)搭悫|l搭讪搭掮搭闪

⑩我过去哄老太太发笑,等太太过去了,我搭趟着走开,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第46回)

例@庚辰本(1056页)、列藏本(1915页)、梦稿本(534页)并作“搭趟”,王府本(

“搭讪”。

@宝玉一面拭泪笑道:谁敢怄妹妹了?一面搭讪着起来闲步。(第64回)例@庚辰本(1537页)、列藏本(2792页)、梦稿本(754页)、王府本(2479页)页)并作“搭讪”。

⑩宝玉听说,自己由不的脸上不好意思,只得又搭掮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贵妃,原也体丰怯热。(第30回)

例⑩列藏本(1237页)作“搭掮”,庚辰本(692页)、梦稿本(359页)作“搭趟”,戚序本页)作“搭闪”,王府本(1158页)作“搭闲”(看笔迹是把“闪”改为“闲”,误。)

⑩宝玉自知又把话说造次了,当着许多人,更比方才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别人搭闪去了。(第30回)

例⑩王府本(1159页)、戚序本(儿19页)作“搭闪”,列藏本(1239页)作“搭掮”,

(693页)、梦稿本(360页)作“搭趟”。

从以上四例看,“趟”、“讪”、“掮”、“闪”这四个异文,也是同一个轻音音节语素的书面表现。

(五)懒得,懒怠,懒待

@次日起来,晴雯果觉有些鼻息声重,懒得动弹。宝玉道:快不要声张,太太知道又叫你搬了家去将息。(第51回)

例@列藏本(2160页)作“懒得”,庚辰本(1195页)作“懒怠”,梦稿本(609页)作“懒待

④叫大夫瞧了,又说并不是喜。那两日到了下半天就懒怠动,话也懒待说,眼神也发眩。(第10回)

例0两处,列藏本(330页)一作“懒怠”,一作“懒待”。己卯本(194页)、庚辰本(220页梦稿本(123页)作“懒待”。王府本(368页)、戚序本(356页)作“懒怠”。

⑦宝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待给我东西。我连这荷包奉还如何?说着掷在

他怀中。(第18回)

例@己卯(34t页)、庚辰(734页)、列藏(637页)、梦稿(206页)、王府(636页)诸本并作“懒待”。由此可见,“得”、“怠”、“待”三个字都是书写轻音音节语素而出现的异文。例@列藏本“怠”和“待”并用,尤其能说明问题。

此外还有许多同类性质的异文,都反映出在18世纪的北京话里已经存在着轻音。下面每组语料,只各举一个对比例句,说明含义全同,完全是一个词。比如:打点和打叠:“早已打点下行装细软以及馈送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类。”(第4回)“紫鹃听说,方打叠铺盖妆奁之类。”(第57回)打谅和打量:“这熙风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第3回)“众人打量了他一会,便问:那里来的?”(第6回)

端详和端相:“织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第52回)“整理已毕,端相了端相,说道:好了!披上斗蓬吧!”(第8回)

端底和端的:“悄命他妹妹小霞进二门来找赵姨娘问个端底。”(第72回)“鄢天约二更时分,只见封肃方回来,欢天喜地。众人忙问端的。”(第2回)

敢自和敢仔:“贾琏笑道:敢自好呢!只是怕你婶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第“回)“风姐听说笑道:老祖宗也去敢仔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梦稿本第29回)估量、估谅和估料:“这会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过来拿我作法子。”(第50回)“估谅着

宝玉这会子再不回来的。”(第30回)“估料着贾母是爱听的三五出戏的彩衣抱来了。”(第54回)

摸娑和摸索:“王夫人摸娑着宝玉的脖项说道:前儿的丸药都吃完了?”(第23回)此句梦稿本(272页)初抄作“摸娑”,后改为“摸索”。

遭遇和蹭蹋:“促狭小蹄子!遭遢了花儿,雷也是要打的!”(第59回)“可巧近海一带海啸,又蹭踏了几处生民。”(第67回)

似此之类,均属轻音音节的异文表记。可见在《红楼梦》的时代,轻音在北京话里已经是个很普遍的语音现象了。

三《红楼梦》中的“儿化音”例证

前些年笔者研究儿音史,曾经有这样一个认识:汉语北方话的儿化音,是明代中期产生,到明代后期的隆庆、瓦历时代,也就是16世纪成熟的。这个认识至今未变。但是这个结论是通过对北方的俗曲押韵和小说《金瓶梅》中的异文研究得出来的,是泛指汉语的“北方话”,而没有特别讨论“北京话”。所用的材料虽然也有清代北京流行的俗曲,而且特别指出附有乾隆六十年(1796年)序的《霓裳续谱》中已经出现了儿化音,但俗曲流行的地区很广,所以仍未敢径称北京音。o后来听张清常先生说《红楼梦》里确有儿化音。他说《红楼梦》有“忒儿一声飞了”这样的话。“忒儿”是个象声词,形容鸟振翅起飞而且飞得很迅疾,所以其发音只能是“忒”的儿化音[t机]而不可能是分成两个音节的[t‘eial,]。这句话出在第28回上,让我们先完整地读一下这段文字:

(宝玉见宝钗)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果了。

宝钗退下串子来递与他,他也忘了接。宝钗见他怔了,自己到不好意思起来,丢下串

子回身才要走,只见林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手帕子笑呢。宝钗道:你又禁不得风

吹,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来着,只因天上一声叫,出来

瞧了一瞧,原来是个果雁。薛宝钗道:呆雁在那里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才来,

他就忒儿一声飞了!口里说着,将手里的帕子一甩,向宝玉脸上甩来。

读了这段原文,不由得深深地佩服张先生对“忒儿”这个儿化音节的敏感。同时启发了笔者给曾经在《汉语儿[一]音史研究》中引述过的《霓裳续谱》里的儿化音确定地区:那确实是乾隆年问的北京音。此外,还使我想到有必要再到《红楼梦》中去扩大寻觅儿化音的踪迹,以便进一步对具体的北京话儿化音的源头试作探讨。

通过对《红楼梦》几种抄本的观察、比较发现,至少有以下三对具有儿尾的词很有意思:

(一)念,DJL念想JL(念想)

④(贾琏)又将一条裙子递与平儿道: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着,作个念心儿。(第69回)

“念心儿”是纪念物的意思,但不是普通的纪念品,而是特指可以“睹物思人”这层含义上的纪念物品,多用在生离死别的场合。这个词至今在北方话里(包括北京话)依然使用。在《红楼梦》里,己卯本(977页)、庚辰本(1697页)、列藏本(3032页)、梦稿本(81“念心几”,王府本(2693页)、戚序本(2693)作“念想儿”。“心”和“想”两个字,只有在发成儿化音的时候,才能合流为一个音,成为表记同一个音节的异文。据此可以判断,这对异文后边隐藏的必定是个儿化音。

⑤只见绣橘赶来,一面也擦着泪,一面递与司棋一个绢包儿说:这是姑娘给你的。主仆一场,如今一旦分离,这个与你作个念想儿罢。(第77回)例⑤庚辰本(1899页)、到藏本(3349页)作“想念”,王府本(3016页)作“念想”,(3009页)作“念想儿”,梦稿本(891页)原抄“念想”,后改为“念心儿”。在现代汉语的文章、作品里,儿化音节的书面标识“儿”字,有时可以不写出来。老舍的作品往往可见。例⑤这个例句里出现了“念-DJI.”、“念想儿”和“念想”三种异文,更使人联想到这是同一个儿

化音的三株不同形态的“隐身草”(“想念”应是“念想”的误改)。

(二)替生儿替身儿(替身)

@因生了这位姑娘,白小多病。曾许过出家,因大了就买了许多替生儿,皆不中用,须得他亲自人了空门才好T。(第18回)例@己卯本(343页)、庚辰本(376页)、王府本(639页)、戚序本(615页)均作“替藏本(641页)、梦稿本(207页)作“替身儿”。“生”和“身”两个字,也只有在它们发成儿化音的时候,才能随着韵母的趋同丽合流为一个音,成为表记同一个音节的异文。因此,这对异文的背后也必定隐藏着一个儿化音。

④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儿,后又作了道录司正堂,曾经先皇御口亲封为大幻仙人……所以不敢轻慢。(第29回)

例④庚辰本(666页)作“替身”,列藏本(1185页)、王府本(1116页)、戚序本(10“替身儿”,梦稿本(346页)先写“替身儿”,后又把“儿”字连同下旬一起抹掉。例@虽各本均作“替身儿”,但对比例@可见:在同一个本子里,庚辰本、王府本、戚序本都是此句写“身”,彼句写“生”。这种同一抄本中的不同用字,仍可供我们从中捕捉儿化音的信息。此外,庚辰本写作“替身”,和例⑤的“念想”同理,都是省去“儿”字的同一个儿化音节的痕迹。

 (三)倒扁儿倒辨儿

④况且如今这个货也短,你就拿现银子到我们这种不三不四的小铺子里来买,也还没有这些,只好倒扁儿去。(第24回)“剿扁儿”是蕊时拆借的意思。今天的京东话尚存批说法。铡圆中,歹l』藏本(920页)、梦祷本(282页)作“倒扁儿”,庚辰本(537页)作“倒辨儿”,王府本(897页)、戚序本(865“倒包J¨。“藕儿”和“辨儿”是同一个儿化音节的异交。“包儿”是王府、戚序二本的误改。

以上这三对儿化音节书面上都有明确的“儿”字标识。此外还有许多谲,或者写着“儿”字,或者投写“儿”字,但它们所指是同一个事物,所以是同一个词。比如:花和花几:“明几就叫四』L!不必什么蕙香兰香的,那一个配比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第21回)“我摘些下来,带着这叶子编一个花篮,采了各色花儿放在里头才好顽昵!”(第59回)

信和信儿:“来至自家门前,先到隔壁,将倪二的信捎与他娘子方回家来。”(第24回)“你竟请网去罢!我还求铱带个信,L与舍下,#q佑{}j早些关i、1睡吧,我不回去了。”(第24回)闲和闲儿:“后日起更以后体来讨信,来早了我不褥闲,说着便回麝换衣服去了。”(第24回)“这会子我不得闲儿,明儿你在书房里来,和你说天话儿,我带你园子里去玩。”(第24回)类如这样的文字,存《红楼梦》里屡觅不鲜。说明这些词在当时的订语申都是一个单音节的凡化音词,“儿”字写不写,书写者并不大理会,而且也并不妨碍读者的认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联系上文例⑤的“念想”和“念想儿”,饲@的“耪身”和“替身凡”这种不同写法看,这里举的这些例子都具有单音词的儿化音的属性,更足不言而喻的了。

 

总结本节所论,可以肯定京话里的儿化音,至少在二百多年以前的《红楼梦》对代即18世纪已经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从确定性的历史资料来说,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认证的北京话发展史上最具确定性的儿化音的源头。虽然《汉语儿音史研究》曾经提到康熙十三年(1674)成书的《拙庵韵悟》中已经记录着儿化音,时代比《红楼梦》早得多,但传者赵缨箕是易州人,所以仍暂时放在“北方话”的太范围之内,暂不阑入“北京音”。

 

四轻音和儿化音研究方法的讨论

 

撰文、抄书,出现个把异文、别字,零属偶然观象。但是,偶然现象…多,就诱发人们不能不思考其中是否隐藏着什么必然的东西。一定的“摄”中一定会找到某种特定的“质”,即所渭偶然中蕴藏着必然。

我们仔钿观察、比较前文所举的轻音异文例,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些表记阐一个轻音音节的每一组异文,声母必定相同;韵母有同有异(如“排”与“派”同;“谅”和“料异);而声调则没有一组不出现差异。这种“声同调异”的现象,正是人们在记写轻音音节语素时产生的寻求“本字”的心理状态的如实反映。

因为轻音的音质模糊而不确定,所以对于“本字”难免出现仁餐之觅。由于对“本字”的认识不同,人们主要注意的是语义上的关联,而在语音上并不苛求(也无法苛求),只要声母相同,韵母就可以放宽尺度作暖昧处理,不荐拘泥。而声调的异同就完全不予计较了。所以每一种异文中总会有不同声调的字出现。异文所反映的这种“声同陶异”的规律性,正好跟王力先生论述轻音的观点暗合。

 

王先生40多年前曾经说过:“轻音对元音的音色发生很大影响。它能使元音模糊化”。“轻音是语法现象,同时是词汇现象。它和元音的关系较深,和声调的关系较浅。”@先 生这样认识轻音音节的音质变化,是非常合乎实际的,所以他的论断与本文倒过来从异文出发去探讨表记轻音音节的文字符号时所观察到的,人们在“本字”的推定 中所产生的处理声韵调的心理状态完全吻合。换句话说,上文指出的对韵母“作暖昧处理”,正是轻音使元音模糊化”的结果;对声调“完全不予计较”的现象,正 是“和声调的关系较浅”的反映。这些暗合,对於王先生的立论正好是一个很切实的实践的验证。因此我们不妨把异文上“声同调异”的这种具有条例性的特征作为 探寻汉语史上轻音音节的一个线索,或者说路标。这就接触到研究轻音史和儿音史的方法论问题了。

对于北京话的轻音史,本文把《红楼梦》作为切人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红楼梦》为切入点是因为知今乃能知古。《红楼梦》的语言,也就是18世纪的北京话,正处在近代和现代的临界点上,距现代汉语最近,最便于考察。从前文所举的例证可知,对于研究轻音史来说,《红楼梦》确实是一座可以让我们上推古、下观今的坚固的桥梁。

从《红楼梦》向下看,直到今天,这些异文所反映的语音,在北京话中都是轻音。这就表明:现代汉语的轻音现象不自今日始,至少在《红楼梦》的时代,也就是早在18世纪已经在北京话里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了。这个结论是靠得住的。

那 么,再从《红楼梦》上溯,只要我们有时代、地区、性质这三个要素都符合要求的语料,并且从中发现了“声同调异”的异文群,那里就有隐藏着轻音音节的极大的 可能性,值得深入地开掘。如法步步上溯,一直到再难找到这种异文群的时代,那里大概就是轻音现象始生的源头。前些年笔者研究儿音史,也是这样一个步步上溯 的思路。

但是儿音至少还有“儿”这样一个专有标识,而轻音则任何专有标识都没有,很难捉捕。所以轻音的研究比儿化音更多一层难度。本文所阐述的从“声同调异”的异文这株“隐身草”中去探访它的踪迹,或者可以算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 然,问题并不如此单纯。从当代北京话来看,轻音音节的异文并不全是“声同调异”的,有一部分是完全同音,也就是声韵调并同的。如“花消”也写作“花销”, “身分”也写作“身份”等等,“消”和“销”、“分”和“份”都是声韵调全同的字。《红楼梦》中也有这种完全同音的异文。如:

帮趁(第6回):帮衬(第60回) 辖治(第20回):辖制(第73回)

撕罗(第9回):撕逻(第12回) 小器(第51回):小气(第71回)

过余(第8回):过逾(第62回) 作贱(第20回):作践(第27回)

老成(第儿回):老诚(第33回) 坠角(第3回):坠脚(第21回)

等等。这些词的后一个音节在当代北京口语中都发成轻音。但是在《红楼梦》的时代是不是也发成轻音呢?我们不能以今律古,说它们一定也发成轻音。但是在前文已经认知《红楼梦》时代北京VI语 词中确实存在着大量轻音音节语素的前提之下,这些声韵调并同的异文在当时也有可能是轻音的反映。不过从它们本身看,还找不出确定性的认证条件来,所以还不 能下肯定是轻音的结论。考据学只能“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只有等我们找到“声同调异”的异文材料之后才能给它们定性。在尚未找到可以确实认证的材料之 前,只能存而不论。或者会这样推论:人们在表记轻音音节的时候,首先使用的应该是声韵调并同的字,只有在语义关联上找不到适当的同音字以后,才会用“声同 调异”的宇来迁就。所以,记写轻音节的异文,反倒应该是声韵调并同的字出现在前,而“声同调异”的字出现在后。也就是说,那些完全同音的异文反倒是表记轻 音音节的“老字号”。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理想的推论,但这种“理想状态”未必合乎实际。因为从当代北京话的口语看,并不是声韵调皆同的异文全都反映轻音。 比如“人才”和“人材”、“下手”和“下首”、“心静”和“心净”等等,这些词的后一个音节,北京话并不是轻音。《红楼梦》中正好也有这三对异文:

人材:(宝玉)一面走一面早瞥见那水溶坐在轿内,好个仪表人材!(第14回)

人才:今年方二十来往年纪,生得有几分人才。(第21回)

下首:王夫人却在西边下首,亦是半旧青缎靠背。(第3回)

下手:一时鸳鸯来了便坐在贾母下手。(第47回)

心净: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们娘儿两个,是要变着法JLN我们离了你你就心净了。

(第35回)

心静:也只好强扎挣着罢了,总不得心静一会。(第64回)

如果这些完全同音的异文在《红楼梦》时代的发音已经是轻音,怎么会到了现代反而退回去又不发轻音了呢?是什么条件促使这些词语失去了轻音呢?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们不能设想《红楼梦》里那些完全同音的异文一定是更早的记写轻音的“老字号”。它们有可能本来就不是具有轻音音节的双音词,故完全同音的异文可暂不考虑。对于证明18世纪的北京话里存在着轻音这样一个判断来说,《红楼梦》里“声同调异”的异文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论据,所以用“声同调异”的比较方法通过异文探求历史上轻音现象的存在,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语言实际上考虑,都是可行的。

儿化音也是一样。它和轻音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把不同的异文作为自己的“隐身草”。所 以发现它们的方法都是辨析那些出于追求“本字”而出现的各种异文。所不同的是:儿化音有一个书面标识——“儿”。从这一点上看,它比轻音还算好捉捕一些。 但是化不化,只凭这个标识也是看不出来的,还要看其他的条件。从前边讨论儿化音所举例证看,“声同韵异”最适于儿化音栖止,“韵同调异”也有儿化音隐居的 可能。《红楼梦》中存在着儿化音的事实,对我们寻求现代汉语儿化音的源头,无疑也是一块可靠的阶石,所以和前述研究北京话的轻音史道理一样,对于研究北京 话的儿音史来说,《红楼梦》也是一座可以上推古、下观今的稳固的桥梁。

方 法是从实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中总结出来的,特定的研究方法只能解决特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方法都有它的实用性,也都有它的局限性。而且,实用性 的另一面就是它的局限性。本文所用的方法也不例外。本文所用方法的实用性和局限性在于:它能,而且只能给轻音或儿化音定性,而不能定量。也就是说,这种方 法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时代有什么语音现象存在,而不能告诉我们某种语音现象在那个时代存在的全貌。研究某种语音现象的全貌,不但需要有反映各该语音现象各个 侧面的历史材料,而且要有与这种研究目的相适应的不同的方法。本文所讨论的方法对于轻音和儿化音的定性来说已经够用了,至于解决有关全貌的定量问题,则尚 期之于将来。

附注

①《蒙古王府本石头记》序。

②《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跋。

③《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序。

④影印戚序本出版说明。

⑤李思敬《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某些章回“只”改“这”现象的启示》.载《红楼梦学刊}199年第2辑。

⑥李思敬《从金瓶梅的字里行间考察16世纪汉语北方话中儿词尾的儿化现象》.载1982年日本《中国语研究》第21号,1984年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第12辑摘要。

⑦李思敬《汉语儿[铲]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年初版,1994年增补版。

⑧王力《汉语史稿》上册195页。

 

本文作者:李思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