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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骆驼祥子》中,有刘四做寿,搭起大席棚的镜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习俗。

在清代、民国年间,北京半红白事讲究搭席棚。

老北京搭棚的棚工,同其他各处不同。不管搭多大、多高的棚,杉篙都是平地立起,绳扣系得即简单,又结实,而且容易解开。他们搭起的棚有喜棚、白棚、暖棚、凉 棚,既有透镜可进阳光的玻璃棚,也有起脊酷似房子的棚。棚工不仅搭棚,而且还为瓦木油工施工搭棚子,所以,又称架子工。

棚工们不仅为老 北京的建设出过力,流过汗,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为新北京的建设做出了成绩。解放初,根据需要,天安门的两个华表要往前和左右移动,是北京的棚工给搭起的架 子,而后由搬运工出色的完成了移动工程。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中国和朝鲜代表与美国等代表要在朝鲜板门店举行停战谈判,又是北京的棚工,在板门店给 搭起了供会谈用的棚子,为双方谈判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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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心骨”一词来自制造佛像的手艺人。过去,泥塑佛像或铸造金属佛像,把外壳制成后,要填脏和开光,这才算最后完成,成为“佛”。

填脏是用五色线将银质的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心、肝、脾、肺、肾等系在一根木头上,填入佛脏中。再放入佛经和五谷,封上底(泥塑封后背)。系五脏六腑的木头,叫主心木,俗称“主心骨”。所以,把又准主意的人,叫他“有主心骨”。把没准主意的人,叫没主心骨。过去佛像有三种称呼。铜佛像和泥佛像在作坊里,工匠叫它“活”,摆在店中间叫“货”,客人请回来去供在佛堂中才称“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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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从地安门往北,有两座飞檐重脊,鸱甍丹楹,崔巍磔竖的高大建筑物,就是钟楼和鼓楼。

  钟楼最初是距今五百多年明永乐年间筑成的。后来被迅雷闪电击中失火,化为灰烬,一直到清乾隆十二年又重建的。

  鼓楼的历史比钟楼更久远,是元朝至元九年兴建的,元人称它为“齐政楼”。每月朔望商贩云集,百戏杂陈,跟后来东西两庙(隆福寺、护国寺)大家赶集一样热闹。明朝永乐皇帝对于上元闹花灯特别有兴趣,后来指定鼓楼一带为元宵闹花灯的集散地,把鼓楼雉门础壁又重新丹垩彩绘一番,索性把这条通衢大道也改称鼓楼大街。一直到民国三十五年鼓楼大街依然是北城最热闹的地方。

  现在时代进步,大家看钟鼓楼已经不合时用,纯粹是摆样子的两座装饰性建筑了。其实古代没有钟表,宫廷里有日晷月晷铜壶滴漏校正时刻,一般老百姓就全靠钟楼鼓楼击鼓撞钟来对时了。笔者幼年时节,午夜梦回,漏尽更移的时候,还听到过渊渊钟鼓,仿佛还是前此不久的事情,但是仔细一算,已经是一甲子的事了。听说清代光绪年间还有人专司其事,逢更必报,到了宣统时期,才把报更也免了,只在交子、正午击鼓撞钟两次而已。撞钟击鼓,鼓是配合钟声的,每次撞钟五十四下,传说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昼夜加起来是一百零八响。夜静更阑的时候,钟声及远,可达四十里。

  到了民国初年,午夜钟声虽然照撞不误,可是每天日正当中就改成鸣放午炮啦,一声巨响以便全城的人对时。

  在鼓楼后钟楼前的空场上一直放着一口形态古拙绿锈斑驳的大钟,据说是元朝的遗物,钟楼上挂的那座大铜钟,是后来明或清朝所铸用来报时的了。这口铜钟高达三米五六,比两个人还高,有八寸多厚,吊在一座龙头蟠木的架子上。一般钟声都是发出“当——当——”的音响,可是北平钟楼这座大钟,发出的尾声是:“要鞋——要鞋——”关于这口大钟,北平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某一朝皇帝要铸一口大钟,结果第一次钟没铸成,于是把所有铸钟高手汇集起未合铸,接二连三地都失败了。北平城里城外铸钟的人几乎没人敢承应这一桩铸钟工作,皇帝只好降旨征召妙手良工。后来有一位老铜匠应征承铸,经过若干天,用尽了一切方法,钟还是铸不成。眼看限期一到,这种征召工作,如果不能如期完成,轻则充军,重则砍头。老铜匠只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于是回家跟女儿诀别。父女二人在悲痛难过之下,这个姑娘一定要跟父亲到现场去看看铸钟的情形,老铜匠万般无奈,便把女儿带到熔化炉旁边观望。谁知就在最后一炉铜汁将近熔成的时候,女儿忽然纵身一跃,跳进洪炉,等她父亲起身抢救,已经来不及了,仅仅抓住了她的一只鞋。女儿投炉自焚之后,那一炉铜汁倒进模子里居然铸成了一座宏达遐迩的巨钟。巨钟铸成之后,自然是龙颜大悦,不但老铜匠免了杀身之祸,而且协助工作的一干工匠也都得到厚赏。可是每当敲钟的时候,老铜匠便想他以身殉钟的爱女,对爱女的幻象跟钟声合成一种奇特的响声:“鞋——”老铜匠跟同事谈起钟的声音,大家也都清晰地听出钟声是“鞋”,再辗转传到上九城的居民耳中又变成“要鞋”。直到如今,凡是老北平都知道这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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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唐鲁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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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过去,每进了秋季,在街巷及空旷的场所,就可见有人让鸟打弹和叼旗。这项娱乐活动越搞越热闹,冬、春季是它的高潮。此时,上从富户下至一般市民,无不以架鸟为乐。打弹的鸟有“梧桐”、“老面”、“太平鸟”、“灰儿”、“皂儿”。这其中以梧桐和老面两种鸟为首。因为能打弹的鸟必须嘴大,而梧桐和老面的嘴就特别的大。养鸟人选来生鸟用粗白棉线系住鸟脖,白棉线接跟长绳系于鸟架上。养鸟人把小麻籽放在手心上,令鸟吃,并喂些清水,野性已退,听人驯服时,就用手指捏一粒小麻籽,向鸟上下晃动,引鸟注视,使其飞起将食啄去。这个动作熟练后,就把绳子套在左手的小指上,手掌伸直,令鸟落在中指和无名指上。用右手扔小麻籽令鸟接食,这种喂食叫“食座儿”。把“食座儿”训练纯熟后,就只喂鸟水,不给食吃,饿它半天,等急于寻食时,就用右手扔食,左手忽然撤下,让鸟飞起接食,其名为“食起儿”。而后左手架鸟,右手拿个直径约一份五厘的骨质白色弹扔起,左手也将半握的鸟抛起,令其飞起追接。如鸟接住弹衔回,就喂一粒小麻籽。这样训练打弹就基本完成。梧桐和老西打弹都可先接一弹(底弹),而后再接一弹(盖弹)。此时可把系在鸟脖上的线绳解开撇去。为了使鸟飞高,可用手抛起底弹,鸟刚接着,就用一根约二尺长有弹力的软竹片,顶端有个牛角勺,并要有弹簧之“舀勺”向空中抛去,可抛掷二三十丈高空,使鸟接住盖弹。能够驯养这样一只鸟,不仅自己高兴,观者也叫绝。叼旗的鸟有交嘴、黄鸟、麻儿、竹点、金翅。叼旗与打弹不同,弹是动的,旗子是静的,就是将旗子放在一个固定位置,令鸟飞去叼回。鸟叼旗还有开箱叼旗、开盒叼旗和叼核桃。其训练方法基本大同小异。在这几种鸟中以交嘴本事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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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古人认为: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史记 律书》云:“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易经》上也有“冬至阳生”之说。古人认为过了冬至白昼长了,阳气回升,是个吉日。《清嘉录》中还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冬至这一天民间百姓也有贺冬习俗,此日要穿新衣,备办饮食佳肴,外出的家人要回家过冬节,以示年终有所归宿,全家和谐团圆。

清明时期,宫廷王府及民间冬至日更盛行祭天、祭神、祭祖之俗。自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城南修建天坛后,明清历代皇帝在每年冬至都要亲自率众大臣去天坛内的“圜丘坛”举行隆重盛大的祭天大典,谓之“冬至祀天”。冬至祀天大典被称为“国之大典”,祀典时要在“圜丘坛”上层北面设圆形蓝缎幄帐,供奉“皇天上帝”的神位和黄帝列祖列宗配位,由黄帝率众大臣在古乐演奏的九曲乐章中,进行“迎帝神”、“奠玉帛”等九道礼序的祭天典仪,以求皇天的庇护,国泰民安。老北京时清代的满族官宦人家,也延续着原在关外长白山时的祭神祭祖的民族风俗,不论是宫廷还是王府内的祭祀,都仍具有浓郁的满族特色,乾隆年间还颁布过《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规范,冬至时宫廷及王府的祭祀,都要依据此典。冬至时紫禁城里的坤宁宫,王府里的家庙或神殿祭祀时,要面向神祖画像叩拜,然后要祭祀殿外的“祖宗杆子”或神龛,不忘祖先恩德,并祈福迎祥。

冬至节与众多节日一样也有很多食俗。俗话说“冬令进补,明年打虎”。冬至要吃饺子,馄饨,汤圆,年糕,赤豆粥,吃冬至肉(羊肉、狗肉、腊肉)、冬至团等。老北京冬至时节各家百姓都要包馄饨,先祭祖然后全家吃馄饨。至明清民国时期,馄饨也成为北京民间百姓冬至必食之食物,并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俗语。那时就像过除夕夜一样,在冬至前的夜晚,各家都要准备次日祭礼用的食品,忙着包馄饨和蒸年糕等,其情景似除夕守岁,故称为“冬至夜”。北京的街市上,除了店铺,还有不少沿街串巷挑担卖馄饨的小贩,老北京制售馄饨最著名的店铺,清代有“致美斋”,而后又有“馄饨侯”,其多种细馅、独特调料的美味馄饨很受欢迎。每逢冬至日时,更是门庭若市,食客盈门。冬至吃火锅,在清代和民国时期民间很盛行,相约九人一同饮酒吃肉,旧京时称为“九九酒肉”。席间要摆九碟九碗,成桌酒宴时要用“花九件”(餐具)入席,以取九九消寒之意,旧时称“消寒会”,故冬至又有“消寒节”之称。

冬至数九后,因天寒地冻,除一些按月定时开放的庙会外,街市上再没有热闹的“花会”、“灶火”等表演,大人孩子们多缩在四合院、大杂院里,围炉取暖,数着“九九”盼着春暖之日早日到来。自明清时起,一些文人墨客根据“数九”之俗,逐渐编制出很多“文墨游戏”,如现今南北各地仍传唱的九九消寒歌:一九二九,伸不出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寒尽,春暖花开。

老北京时百姓家墙上常贴“九九消寒图”,上面画着一只白梅,有81朵梅花,从冬至起由少儿们用红笔每天涂一朵,待都涂遍,九九寒天就已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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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消寒图

老北京的大小庙宇很多,庙会自然就多。

我们这里所说的庙会,是庙宇定时开庙,接受香客的朝拜叫庙会。一般的庙都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开庙。有的庙平时不开庙,是定期开庙,过去北京定期开庙的著名庙会有:广安门外的五显财神庙、德胜门外的大钟寺、西便门外的白云观都是农历正月开庙。左安门内的太阳宫、安定门内的雍和宫都是二月开庙。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西山的潭柘寺、东便门内的蟠桃宫、右安门内的江南城隍庙等都是三月开庙。西直门外的万寿寺、蓝靛厂的碧霞元君庙、左安门内的娘娘庙等都是四月里开庙。永定门外的碧霞元君庙、广渠门外的十里河关帝庙、崇文门外的花市以东的卧佛寺等都是五月里开庙。右安门外的碧霞元君庙是六月里开庙。崇文门外的灶君庙是八月里开庙。这些大小庙会,尽管有的庙会规模大,茶棚多,香客多,像三月三的蟠桃宫,在开庙时,南城北城的人都涌到这个只有一层殿的小庙。从崇文门外沿护城河南岸往东直至庙前,茶棚、小吃摊、儿童玩具摊一个接一个,烧香的和逛庙之人拥挤不堪。又如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开庙时,更是热闹,从四月初一至十五,这十几天中,香客就有数十万,不仅有北京人,而且还有天津人和河北各地人,庙会期间,从山下通向山上碧霞元君庙的主要山道,日夜不停地有香客走路。沿途相隔不远就有一座座茶棚,可谓是个大庙会。但在庙会上,多是卖香烛、卖茶水、卖吃食的小贩。庙市则不用,除吃食、茶水外,主要商品是使用杂货、农村用具,甚至有花草、鱼鸟、古玩玉器等。庙市都是不开庙的时候,没有烧香还愿的香客到庙中来,货摊定时占用庙外的地方进行交易。明清以来,北京的庙市商业发展到一个相当繁荣时期。明朝早期,发展起来的大庙市是西城的都城隍庙市。这个庙,据《宸垣识略》记载“都城隍庙在城西旧城刑部街,元称佑圣从灵应庙,天历二年,加封都城隍神为护国保宁王,夫人为护国保宁王妃,明永乐中为大威灵祠,本朝(清朝)称都城隍庙。”此庙现存一殿,被西城区列为区文物保护单位。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市之日,陈设甚彩,人生所需,精粗毕备。”该庙市在清朝时热闹异常,但到了清朝时就衰落了,光绪年间庙毁于大火,庙市从此不存在了。从清朝至民国时,北京的庙市中,最繁华、影响最大的广安门内土地庙、阜成门内白塔寺、东四牌楼的隆福寺、西城护国寺,被称为大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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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庙会

        老北京冬天的玩意儿:一,放鹰逮兔

        放鹰逮兔是从清代八旗子弟兴起的,过去习惯都叫放鹰逮猫,因为管野兔叫野猫。放鹰逮兔的鹰,必须是经过驯养的鹰。只有经过驯养的鹰,才不飞跑,才能与养鹰人很好的配合。说训鹰,要先选鹰,每年从处暑节气到立秋,是选鹰的好时候。到鸽子市选头大、嘴尖、肥壮、腿长、双翅大、眼睛有神的当年小鹰,买回来驯养。首先要“熬鹰”,熬鹰就是不让鹰吃饱,熬着它不让睡觉。这是个累活,最少要两个人轮班。鹰实在饿了就少给一点食物,经过两三天的功夫,鹰的体重大减,也特别饥饿求食,这就熬成了。第二步是放飞,开始先用一根长绳拴住它,一人纤绳,一人拿着生肉呼引,引鹰来吃食,如此反复,慢慢拉大距离。最后去掉绳子,鹰就算训成了。

        鹰训好了就可去逮兔去了,一般从白鹭到惊蛰都是放鹰逮兔的季节,不过最佳的时候是立冬以后,地里大白菜一撂,野草都枯萎了,除有的地方对着玉米秸外,别无它物,兔子没有藏身之地。这时候除了北京城,到郊区农村,一帮一帮放鹰逮兔的人很多。熬鹰累,而放鹰好玩,乐趣无穷。
 

        老北京冬天的玩意儿:二,冬养秋虫

        冬养秋虫是立冬时节的古老民俗,是老北京人的最爱,秋虫主要是养蝈蝈儿、蟋蟀、油葫芦、金钟等。明清时期北京盛行养蝈蝈儿,当时养蝈蝈的容器有用草棍或者高粱秸编成的笼子,讲究的要用葫芦。皇室贵族的葫芦多是象牙、楠木或景德镇名瓷御制而成。而民间的葫芦制作也很精细,老北京时专有种葫芦和加工雕刻、经营葫芦的手艺人。葫芦谐音“福禄”,旧京时特别受人喜爱,葫芦再经手艺人雕刻上吉祥图案和词语,如刻上“寿”、“喜”两字,寓意福禄寿喜吉祥之意。有些葫芦上刻有“子孙万代”、“龙凤呈祥”、“鹤鹿同春”吉祥语外,还刻有吉祥图案,这些字与图要在初结成葫芦时就在上面雕刻好使其永不变形。葫芦的盖口同样讲究,用红木做盖,象牙、翡翠做口,盖上也刻有“五福捧寿”、“鱼跃龙门”、“吉祥”以及鹤鸽花鸟等图案。清代皇宫内曾有专门孵育蝈蝈儿、蟋蟀的暖室,养育好的秋虫装入锦囊或精致的葫芦件中供皇帝把玩,还常放在宫宴中助兴。
养蟋蟀也是旧京时人们消闲逸趣的一个乐事,不仅少儿门常结伴去捕捉,养蟋蟀、斗蟋蟀更是一些成人们的嗜好。蟋蟀俗称蛐蛐儿,旧京有“促织鸣,懒妇惊”的俗语,有提醒主妇们在听见蛐蛐儿鸣叫时天气渐凉,该准备过冬的衣裳了。每年的秋分后是捉蛐蛐儿、养蛐蛐儿、斗蛐蛐儿的最佳时机,旧京曾有“勇战三秋”之说。由于清代时官府曾参与斗蛐蛐儿,所以各地名虫云集京城。街巷里经常有很多卖蛐蛐儿和用具的门店和地摊儿。有的虫贩来自外地,也有北京产的蛐蛐儿,永定门外有个叫胡村的村庄,那儿不少废庙、坟地,村里盛产好斗的“铁弹子”、“白牙青飞翅”等有名儿的蛐蛐儿。
 

        老北京冬天的玩意儿:三,溜冰

        北京自古以来就有冬天溜冰的民俗,清代皇帝和王公大臣冰嬉的场所在西海子(积水潭)、太液池(北海)和中海。清代还将溜冰列为军事操练之一,规定每年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五龙亭前,八旗士兵在冰上竞技,列队前进。当年慈禧太后曾在北海滴澜堂观看王公大臣溜冰和检阅八旗士兵冰上操练。民间入冬,也盛行溜冰活动,当年的冰鞋是木板上镶铁条用绳子捆在鞋底下,这种冰鞋虽然很简陋、原始,但是在冰上面滑动还是很快的,而且还可以做“蜻蜓点水”、“紫燕穿波”等各种优美动作。民间溜冰都在北京内外城的护城河上,每年严寒季节,北京凛冽,而护城河冰面上老少溜冰者却很热闹。冰船是拖床的俗称,长约5尺,宽约3尺,高约2尺,是木料做成,下边竖木条上镶着钢条。上可坐三四人。拉冰船的人双脚用牛皮包着稻草裹着,背套皮带,系在冰船上。拉者先在冰上跑一阵,当冰船如飞地跑起来后,他再到冰船上做一会。如此一阵一阵往前滑跑,别有一番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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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冬天的玩意儿

        过去,老北京餐饮业的老字号,称谓是很有讲究的,不敢胡乱起名,高低等级分的很清楚,从低到高分别为:二荤铺、小饭铺、饭馆、饭庄。

        二荤铺,是过去瓦工匠、拉洋车以及做小买卖等劳动群众的就餐之所。二荤铺的特点是家具简陋,即卖饭也卖茶水,来者只喝茶水不吃饭也行,卖的饭都是清油大饼、抻面、炒饼、烩饼、摊黄菜。当年这种二荤铺很多,一般都设在菜市口、天桥、花市及关厢一带等劳动群众较多处,荣盛轩二荤铺是有名的老字号。
        饭铺,比二荤铺讲究一些,只卖饭菜,不卖茶水。进店的若只买茶水喝不吃饭,就不招待,买饭菜,则喝茶水不收钱。
饭馆,是比饭铺高一级的餐饮业。店堂宽大、整洁,有的还有楼,有单间,碗、盘等都用细瓷的。一般不卖斤饼、炒饼等粗食品,以卖各种炒菜为主。到饭馆就餐一般都穿戴整齐,比较讲究的各界人士。这些饭馆都开设在繁华的商业街中,如今天有名的东来顺、一条龙、又一顺等叫羊肉馆,全聚德、同和居、丰泽园等叫饭馆。
        饭庄,是比饭馆高一级的餐饮业,并且是当年北京最高档的。像天寿堂、同兴堂、会贤堂、福寿堂、清风堂等饭庄,都有三四套四合院,几十间房屋,同时能摆开五六十张桌子,供五百人就餐,而且还建有剧场,可演大戏,供客人欣赏戏曲。
 

        老北京餐饮业的老字号之所以买卖兴旺、长久不衰,离不开“优秀的厨工”、“能说会道的跑堂”、“精通礼节的茶房”。

 
        丁德山开办的东来顺,原来是个不知名的小羊肉馆。他后来请了两位切羊肉片的能手,可以将一斤羊肉切成约4寸长,一寸宽,薄如纸的八十片羊肉,东来顺的买卖也因此很快兴旺起来,发展成北京最有名的羊肉馆。厚德福饭馆的拿手菜是清蒸熊掌、铁锅蛋、罗汉豆腐。致美斋的著名菜是四做鱼、清炒虾仁和烩两鸡丝,特别是四做鱼,一条大活鲤鱼鱼头红烧叫红烧鱼头,中段烹制、浇甜酱卤汁做酱汁中段,用方块鱼片做糖醋鱼块,将薄鱼片做熘鱼片,深受欢迎,许多客人慕名而来。东兴楼的名菜是锅塌豆腐、芙蓉鸡片、酱爆鸡丁和烩乌鱼蛋。同和居的拿手菜是“三不沾”。桢源馆的名菜是红烧鱼翅。
过去成名的餐饮业老字号,他们不仅一般菜做得好,而且各家又都有受欢迎的拿手菜,这些都跟一个优秀的厨工离不开。
 
        在二荤铺、饭铺和饭馆里招待客人端盘、端碗的叫跑堂,因为不像厨工站在灶前干活,总是在店堂里穿来穿去,所以被人叫跑堂的。在饭庄里招待客人端盘端碗、上饭菜、还负责制作各式蜜饯、饽饽等茶点的称为茶房。
过去跑堂的在餐饮业中起的作用与厨工一样重要,能够拉住顾客,让顾客能经常光临。一个能干的跑堂,腿脚麻利,一只手可拿端三个盘子。眼睛尖,客人来过一次,第二次就能认识,并能说出客人名字。过去没有写好的“菜单”,跑堂的要将本店所有菜名和价格熟记心中。客人问时,跑堂要一口气将所有菜名报出。跑堂多数随目不识丁,但练就心算本事,客人结账,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报出菜名和价格,最后准确无误的算出总价,这叫“一口清”。
        饭庄的茶房为客人端盘、端碗上饭菜外,还必须了解北京旧时婚丧嫁娶的风俗礼节,协助来饭庄办红白事的客人招待亲友,处处按理办事,将婚事或丧失办的圆满。所以当年的客人喜欢到某某老字号就餐或举办红白事,不是为了吃拿手菜就是因为跑堂的周到服务或者茶房的懂礼节。

文章部分摘抄于《耄耋老人回忆旧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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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餐饮业

 

        北京话音色的变化

        20世纪30、40年代的北京话和现在的北京话在语音方面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嗓音的音色上。地道的老北京话基本上还是30、40年代的北京话,嗓音低浊,鼻音浓重,甚至有点“嘶哑”(当然这也许和现在说地道的老北京话的人多数已经高龄有关)。相对而言,现在的北京话嗓音高一些,清一些,不必要的伴随性质的鼻音少多了(新北京话没有伴随性质的鼻音)。在北京,只要听人说一句话,哪怕是很短的一句表示问候的话,如“您吃了?”,就可以基本不差的从嗓音、语调上分辨出这个人是老北京人、新北京人还是外地人。这里不牵涉语汇和语法问题,而纯粹是语音问题。遗憾的是现在对这种差异只能凭直觉去辨别,还难以“言传”。

        清晰度的变化        

        语音方面的变换还涉及节律、语调、轻重音和音节的清晰度等方面。过去北京话舒缓,现在的北京话节奏加快了。过去的北京话的语调起付变换比较复杂,现在的北京话的语调似乎简单一些。过去北京话轻重音的对比比现在强,很多轻声音节很含糊,甚至不知道原来是什么面貌,因而找不到恰当的汉字来书写:相当多的轻声音节由于元音弱化或脱落,整个发生了质变,如“不知道”būr dào中的“知”吞掉了,“早晨”成了zǎo xin。“他 de哪儿呢?”里面的 de究竟改写哪个汉子?可能是”在“,也可能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仍然有轻声音节,但是轻重对比不那么突出了。近三十年的新语汇没有发现再发生轻声音节弱化到无法辨认或脱落的现象。
        过去的北京话在很多外地人听来是很含混的,有的音节几乎都”吞到肚子里去了“。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交范围很窄,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集体生活,说话的对象大都是常年生活在一起的亲属以及过往很密切的亲朋好友,随便开口一说,别人都能听懂,所以不需要每个音节都十分清晰。现在的交际对象不同了,范围扩大了,就必须咬字咬得更准,说的更清晰才能保证正常的交际,因此现在的北京话就比过去清晰得多。语音方面的这些变化都是很”实在”的,但是也的确很难说的很清楚。至于一些汉字的读音,如“论斤卖”的“论”过去多数北京人读“lìn”,现在多数北京人改读“lùn”。
        

        语汇的变化

        语汇方面变化最为明显。从总的来看儿不是从个别北京人来看,比较“土”的北京话语汇正在迅速消失,而大量的普通话词汇正在北京话中逐步生根。如果说“消失”可能稍嫌笼统,具体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现在不论老北京人还是新北京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不说了,如“取灯儿”、“老阳儿”。一类是只有老年的老北京人才说,别人都已经不说,在北京已经很少听见,如“掌柜的(丈夫)”,”饽饽(馒头或者其他面食)”。一类是只有少数北京人还说,多数人已经不说,如“不论lìn秧子(不顾一切)”“毛窝(棉鞋)”。

 

文章部分摘抄于《北京话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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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话

老北京人对北京城区的分类习惯

老北京人有一种习惯把城区分成: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四个部分。东城基本上是现在的东城区(合并之前),西城区也基本上是现在的西城区(合并之前),南城指外城,即今崇文和宣武两区,北城则指现在的东西城鼓楼一线往北的地区。在清代和解放前,“达官贵人”大多住在东城和西城;南城是商业区,外来的手艺人、闯江湖的艺人、穷苦的劳动人民在这里住的多;北城更穷,因为在北城根儿下,住的都是外来的穷苦人家。今天这些区别已基本消失。老北京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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